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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分秒必爭易先生
術形象的變化與壁畫時代、民族變遷密切相連,高昌石窟中的佛教尊像人物,也因唐風浸染而表現出另一派風格。
一,唐代人物尊像畫
在賈應逸的研究成果中有多處提及。柏孜克里克第69窟在回鶻人改建第20窟時被封堵,其中儲存了一些千佛坐像,是中原、西域藝術風格結合的具體表現。結跏趺坐的佛坐在彩色蓮臺上,內穿僧只支,外披紅色袈娑,手持不同印契。
佛的形象端莊健美,色彩暈染優美富麗,呈現出中原漢風壁畫的風格。第9窟前室和甬道側壁畫坐在塔內的千佛,佛或穿通肩袈裟,或穿雙領下垂式袈裟,佛的形象以線描勾勒,肌膚未加暈染。禪定塔為中國式單層塔,塔沿疊澀挑出,脊兩端有吻獸,中間有覆缽頂,其上有13層相輪和三寶標誌,兩側懸掛雙幡。
塔兩側有回鶻文或漢文題記,或者兩種文字合壁書寫的題記。雅爾湖第4窟窟頂的千佛也具有漢風特徵,佛穿雙領下垂式袈裟,手腳被袈裟覆蓋,以線描和平塗色彩塑造人物,每尊佛像旁墨書漢文榜題。
雅爾湖第4窟龍王禮佛圖中的人物均為唐代裝龍王立佛隊伍乘雲而來,浩浩蕩蕩,龍王及其前後的男女侍從坐在雲頭之上,身穿著寬袖大袍漢裝。女侍從面容豐滿,頭梳高發髻,是流行於唐代的各種髮髻樣式,男侍從則是唐代的文官裝束。還有一位侍從頭戴通天冠,雙手合十跪坐,如同漢室帝王一般。人群上方流雲湧動,畫面氣氛熱烈,充滿動感。漢風佛教藝術的影響,佛教尊像人物穿上了中原漢式服飾,如雙領下垂式裂裟、世俗的寬袖大袍等。
二、漢風裝飾圖案
裝飾圖案是石窟壁畫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昌石窟的一些裝飾圖案帶有濃郁的中原風格,忍冬紋、寶相花紋、茶花紋等紋飾在洞窟中廣泛使用,裝飾圖案的色彩又透露出濃厚的回鶻風格。
柏孜克里克第9、15窟的寶相花圖案具有代表性。寶相花紋由蓮花紋、內卷花瓣、雲頭紋等紋飾組合而成,花瓣自由舒展,再配合飄動的雲紋,與下垂的帷幔組合,紋飾構圖多樣,變化豐富。花紋圖案的色彩較多地使用了回鶻民族喜愛的赭、紅、黃等熱烈的色彩,帶來富麗堂皇的裝飾效果,漢風藝術進一步朝著地方化的方向發展。柏孜克里克第69窟窟頂的忍冬紋圖案與雲紋、花朵相間排列,暈染濃豔富麗的色彩,同樣展現了五彩繽紛的唐風風格。
吐峪溝第12窟、七康湖第4窟、柏孜克里克第18窟的平棋圖案也來自漢地。平棋有二層或三層套疊,井心和四周的裝飾圖案由蓮花、忍冬紋、葉片紋、圓形、三角形等幾何紋飾組合而成。這些裝飾紋樣的出現和變化,和漢風藝術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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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形象的變化與壁畫時代、民族變遷密切相連,高昌石窟中的佛教尊像人物,也因唐風浸染而表現出另一派風格。
一,唐代人物尊像畫
在賈應逸的研究成果中有多處提及。柏孜克里克第69窟在回鶻人改建第20窟時被封堵,其中儲存了一些千佛坐像,是中原、西域藝術風格結合的具體表現。結跏趺坐的佛坐在彩色蓮臺上,內穿僧只支,外披紅色袈娑,手持不同印契。
佛的形象端莊健美,色彩暈染優美富麗,呈現出中原漢風壁畫的風格。第9窟前室和甬道側壁畫坐在塔內的千佛,佛或穿通肩袈裟,或穿雙領下垂式袈裟,佛的形象以線描勾勒,肌膚未加暈染。禪定塔為中國式單層塔,塔沿疊澀挑出,脊兩端有吻獸,中間有覆缽頂,其上有13層相輪和三寶標誌,兩側懸掛雙幡。
塔兩側有回鶻文或漢文題記,或者兩種文字合壁書寫的題記。雅爾湖第4窟窟頂的千佛也具有漢風特徵,佛穿雙領下垂式袈裟,手腳被袈裟覆蓋,以線描和平塗色彩塑造人物,每尊佛像旁墨書漢文榜題。
雅爾湖第4窟龍王禮佛圖中的人物均為唐代裝龍王立佛隊伍乘雲而來,浩浩蕩蕩,龍王及其前後的男女侍從坐在雲頭之上,身穿著寬袖大袍漢裝。女侍從面容豐滿,頭梳高發髻,是流行於唐代的各種髮髻樣式,男侍從則是唐代的文官裝束。還有一位侍從頭戴通天冠,雙手合十跪坐,如同漢室帝王一般。人群上方流雲湧動,畫面氣氛熱烈,充滿動感。漢風佛教藝術的影響,佛教尊像人物穿上了中原漢式服飾,如雙領下垂式裂裟、世俗的寬袖大袍等。
二、漢風裝飾圖案
裝飾圖案是石窟壁畫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昌石窟的一些裝飾圖案帶有濃郁的中原風格,忍冬紋、寶相花紋、茶花紋等紋飾在洞窟中廣泛使用,裝飾圖案的色彩又透露出濃厚的回鶻風格。
柏孜克里克第9、15窟的寶相花圖案具有代表性。寶相花紋由蓮花紋、內卷花瓣、雲頭紋等紋飾組合而成,花瓣自由舒展,再配合飄動的雲紋,與下垂的帷幔組合,紋飾構圖多樣,變化豐富。花紋圖案的色彩較多地使用了回鶻民族喜愛的赭、紅、黃等熱烈的色彩,帶來富麗堂皇的裝飾效果,漢風藝術進一步朝著地方化的方向發展。柏孜克里克第69窟窟頂的忍冬紋圖案與雲紋、花朵相間排列,暈染濃豔富麗的色彩,同樣展現了五彩繽紛的唐風風格。
吐峪溝第12窟、七康湖第4窟、柏孜克里克第18窟的平棋圖案也來自漢地。平棋有二層或三層套疊,井心和四周的裝飾圖案由蓮花、忍冬紋、葉片紋、圓形、三角形等幾何紋飾組合而成。這些裝飾紋樣的出現和變化,和漢風藝術密切相連,具有強烈的時代感。
三、高昌石窟漢風壁畫
高昌石窟漢風壁畫並非完全獨立的藝術風格,而是在高昌地區原有的佛教藝術中注入了漢地佛教藝術的諸多因素。壁畫的內容、人物的造型、優美的圖案以及繪畫技藝等,展現出不同文化藝術交流、融合的生動形態。高昌是一個擅長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地區,中國傳統繪畫藝術重視線條的使用和表現力的特徵在高昌石窟中得到廣泛運用。唐西州以後的壁畫中,高昌畫師大量使用鐵線描,屈鐵盤絲,粗細適當,同時也使用蓴菜式的蘭葉描。
柏孜克里克第9窟後甬道後壁的聞法菩薩展現了畫師的嫻熟技藝,細勁工整、圓潤有力的線條塑造出雍容俊雅的菩薩,菩薩形象具有回鶻人的特徵,人物的塑造方法卻將中原的線條表現與西域的暈染結合起來。
受漢風佛教藝術的影響,漢地的服裝樣式也一度受到青睞。佛教尊像人物穿上了漢式服飾,如雙領下垂式袈裟、唐代世俗的寬袖大袍。高昌考古發現的絹畫中,也有一些穿著漢式服裝的世俗供養人。
高昌地區從漢代以來一直和河西、敦煌等地聯絡密切,唐代發展成熟的漢地佛教藝術給高昌帶來了新的氣息,漢風和高昌壁畫藝術相互影響,彼此滲透與融合,形成了融入漢風佛教藝術風格、又具有當地藝術特徵的高昌佛教藝術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