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失去了住日的權威，權利落到了新興的地主階級手中，從而形成了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列國分天下的政治局面。我們知道春秋孟嘗君養士的故事，就是說各諸侯沒有了周天子的約束，禮崩樂壞。於是新的思維空前活躍，紛紛爭騁天下名士為其所用，在思想大解放的政治氛圍下造就一批如文學家屈原，思想教育家孔子，軍事家孫臏，思想哲學孟子，老子，荀子等。歷史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指的就這段歷史，這個歷史亮點至今難以撼動。不得不說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思想大解放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士作為文化群體，有著漫長的變化和發展階段。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可以追溯到西周。接下來，我們就來具體瞭解先秦“士”階層的發展演變。

“士”階層的起源

我們通常把中國古代的文人階層稱為士大夫階級，實際上士來源於西周時期的分封制。西周初年，大肆分封諸侯王，諸侯王又在自己封國內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士。照著這種分封的辦法，形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四級統治階級。

所以在西周時期，士是最低一級的統治集團，士的地位比平民和奴隸高，但卻低於卿大夫。

地位低下意味士所享有的權力也比較少。比如按照西周的禮樂制度，天子在喪葬方面可以享受九鼎八簋，士僅有三鼎二簋。天子可以有64個婢女給他表演歌舞，士僅可以使用4個婢女。士對下可以統治平民和保家衛國，對上又對卿大夫負責。也可以這麼說，士在西周時期是聯絡貴族和平民之間的一個階級。

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的權力衰微，不足以統治整個國家，孔子曾用“禮崩樂壞”來形容這個時代。孔子看到季孫氏可以“八佾（八行八列，季孫氏僭越了禮樂制度）舞於庭”，說了一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代出土的曾侯乙墓中，曾侯乙作為一個諸侯國，陪葬品中竟然使用了“九鼎八簋”。隨著禮樂制度的破壞，士階層的社會功能也發生了變化。

“士”階層的發展

傳統等級制度被破壞之後，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加劇，這個時候士階層的特殊性就展現了出來。士聯絡著貴族和庶人，是上下流動的一個交匯點，所以士階層的人數不免增加，原有的社會性格也發生了變化。這一時期，士階層的崛起，也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形成。

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的構成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只是低等的貴族，而是包含了許多其他的成員。比如說，策士（類似於蘇秦和張儀之類的縱橫家）、學士（例如孔子和墨子）、隱士、術士（占卜），甚至還包括雞鳴狗盜之輩。雖然“士”階層的構成多種多樣，但這些人卻有著共同的文化心態，有著屬於這個階層獨有的特徵。

這一時期計程車階層有著一種等價交換的意識，沒有後世三綱五常的思想。比如說，秦昭襄陽時期的丞相範睢，在魏國當門客的時候，沒有得到重用，就可以直接拋棄魏王投向秦王的懷抱。如果用後世的儒家思想來衡量，這就是違背了“君為臣綱”，但在春秋戰國時期計程車大夫心目中，這是一種共識。一旦你在這個國家沒有得到重用，就可以去別的國家，一臣甚至可以侍多君。這一時期計程車階層大都拋棄了分封制的思想，主張加強中央集權。

除此之外，士階層還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儒家強調“士”階層任重而道遠，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孔子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周遊列國，向各國君主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法家的韓非和商鞅也講求依法治國，用嚴刑峻法來規範整個社會。

所以說，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不論是人員構成還是整體的階層文化都發生了變化，從以前的最低統治階級變成了中國獨有的一個知識分子階層。“士”階層的後世發展

到了春秋戰國以後，士大夫的含義又發生了變化，泛指中國的官吏和文人階層，士的特徵也發生了變化。漢武帝時期，儒學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儒學講究忠君愛國，一臣不事二主。後世計程車大夫大多都很具有氣節，忠君愛國，以天下為己任。靖難之役中，建文帝朱允炆被自己的叔叔朱棣打敗。

建文帝的幕僚方孝孺為了明朝的正統，寧願被朱棣誅十族，方孝孺的做法一度成為士大夫的典範，為後世所讚揚。

但是也有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竹林七賢大都放浪形骸，過著一種不問世事的不羈生活。總體而言，後世士大夫階層的人員構成不斷增加。他們的階級特徵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相比，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大都遵循儒家的一套倫理道德。

總體而言，西周時期計程車階層是聯絡貴族與平民的最低一級統治者。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的人數增加，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階級文化。到了後世，尤其是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以後，士的階級文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對於“士”階層，不能混為一談，而應該看他們具體屬於哪個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