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雲南彌勒縣虹溪鎮的東門街正中，靜靜地矗立著一座“三代一品封典坊”。牌坊坊頭正中有一塊鏤空的石龍盤抱的直匾，上書“聖旨旌表”，下面橫書“三代一品封典”的石匾。

這座石牌坊，是中國封建社會唯一的一品紅頂商人，民間稱之為“錢王”的“王熾”興資所建。竟然比晚清時期的“胡雪巖”還要高一級。那這座牌坊是怎麼得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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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十二日這一天，王熾在彌勒縣十八寨東門街出生了。王熾從小天資聰穎，8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0歲的時候就被當地譽為神童。

王熾14歲以後，他的三個哥哥和父親“王勳業”相繼離世。使本就貧困的家庭如雪上加霜，只能靠母親張氏手工紡織維持生活，王熾不得已只好輟學。

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王熾也開始跟著大人們，去做些小本生意賺錢養家。他拿著母親張氏賣掉陪嫁玉鐲得來的二十兩銀子，從家鄉彌勒縣虹溪鎮購買了一些土布，挑到竹園和盤溪兩鎮去賣，賣了以後，再從那裡買紅糖回家鄉來賣。

就這樣，王熾白天跟著大人們起早貪黑，做著倒買倒賣的生意，晚上回到家裡，就掌燈夜讀他最喜歡的《史記·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當中，王熾最崇拜的人物就是“陶朱公”，即春秋末期，中國古代商人的聖祖“范蠡”。他認真研究范蠡的經商思想，學習“計然七策”，並積極運用到自己的經商當中，為王熾今後的經營理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史記·貨殖列傳》裡，王熾最欣賞的人就是“弦高”。弦高是春秋時期鄭國的商人，經常來往於各國之間做生意，他在鄭國危難之時，救了鄭國，當鄭國君主要獎賞弦高時,他卻婉言謝絕，說這是他做鄭國商人的本份。也正是弦高的這種崇高的思想，一直影響著王熾，造就了他今後不平凡的人生。

清咸豐六年（1856年），雲南回族人民起義，王熾利用當時彌勒戰亂造成物資緊缺的特殊時機，帶領自己的小馬幫，便把廣西州屬各地的米、鹽、雜、糖、茶、百貨等運進，等到物價暴漲時再賣出，竟然獲利十倍。這樣，幾年以後，王熾便賺得了一筆豐厚的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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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王熾已到20歲。有一天，和表哥姜康因為買肉發生爭執，失手殺死了姜康。闖下了大禍，只得匆忙逃到昆明，投奔到了當時已任雲南總督的故交“馬如龍”部下，後從軍進入了四川。

當時正值重慶商業繁華，於是王熾與一位同僚準備合夥重操馬幫舊業，因他在家排行老四，所以，將馬幫命名為“滇南王四”。並開設商號“天順祥”。從此開始往返於四川和雲南之間的長途販賣生意。

當時，土匪猖獗，馬幫在販運途中，經常會遭到攔路搶劫。

一天，王熾親自帶領“滇南王四”馬幫滿載川貨回滇。途中，依然有一百名土匪跳出來攔路搶劫，那些趕馬的人驚慌失措，四處逃亡。王熾十分鎮定與土匪們說要見他們的頭目。土匪們見他赤手空拳，便帶王熾去見首領。

王熾見到土匪首領，便說：“我乃滇南王四，在川滇之間以馬幫販執行商，今日從大哥門口經過，久聞大哥講義氣、夠朋友，早就想來拜見大哥，如今終於實現，運了些貨，送給大哥，作為小弟的見面禮，還請大哥笑納。”土匪頭子一聽，很高興，忙以禮相待，二人談得十分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臨別，土匪首領只留了一半貨物，另一半還給了王熾，並傳令下去：今後凡是插有“滇南王四“旗號的馬幫，一律不得侵擾。

正是因為王熾的圓滑機警，仗義疏財，打通了劫匪之路，結束了被搶劫的困擾。雲南總督岑毓英當即題贈“急公好義馬鍋頭”。所謂“馬鍋頭”，就是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首領。

於是，“滇南王四”旗號名聲大震，眾多商人都找王熾運貨，生意越做越大。

1880年，曾任過雲南巡撫的唐炯，奉命督辦四川省鹽務，被任命為鹽茶道員。唐炯為改善川鹽生產裝置，急需白銀十萬兩。由於布政司庫沒有這麼多銀子撥，唐炯只好到重慶向各商界籌集。

然而，富商們認為風險太大，無人響應。但王熾認為這次籌集銀子，一方面可以藉此結交唐炯為靠山，另一方面還可以向世人展示天順祥的實力。為將來自己開錢莊打基礎。所以，他權衡再三，當即向唐炯應承十日內湊足白銀十萬兩。

不出十日，王熾果然湊足了十萬兩白銀。他特意組織一百名挑夫，每擔裝銀一千兩，並打出“天順祥”的名號。王熾帶頭，敲鑼打鼓繞城數圈後，率領著送銀隊往唐府而去。一時間，全城轟動，萬人空巷，全城都知道了“天順祥”籌鉅款一事。

03

“天順祥”的一炮打響，使王熾身價倍增，更重要的是，王熾找到了唐炯作為他的政治靠山，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無所退”的發跡之路。在唐炯的支援下，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生意越做越大。

不久，王熾成為了名震南北的“錢王”，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的雲南金融業開山鼻祖。而“同慶豐”、“天順祥”則被譽為“南邦之雄”。

王熾雖富甲全滇，但卻不是一個惟利是圖的商人。他仗興疏財，以財力急國家之急，發展地方實業，熱心公益事業。

清光緒九年，王熾借墊60萬兩餉銀，幫助雲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抵擋法國侵兵。

王熾還花巨資從法華人手裡買回了滇越鐵路的路權，使雲南路權不受法華人支配。

晉、陝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慈禧人馬所經之地，“同慶豐”分行須全力資助。慈禧回京後，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又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

1903年，石屏人袁嘉穀中狀元，王熾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興文當”公款，一半獎給袁嘉穀這位雲南首名狀元，一半在拓東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狀元樓。

王熾的種種善舉，讓這個有恩必報的慈禧太后備受感動。於是同大學士李鴻章商量，打算給他封賞。李鴻章說：“聽聞此人因為急公好義，屢做功德，早已經被朝廷加封為一品，一個商人總不能封給他爵位吧，實在是無可再封了。”

“那我就封他一個‘三代一品’！”慈禧太后一句話，王熾上下三代都成了官至一品的紅頂子。這可是大清開國以來，從沒有過的新鮮事。

於是，王熾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唯一的一品紅頂商人。所受榮譽遠遠超過晚清時聲名顯赫的鉅商胡雪巖。

王熾是清末與胡雪巖、盛宣懷齊名的著名商人，締造了以金融票號業為主幹的商業帝國，但是他比紅頂商人胡雪巖還要厲害，他是清朝唯一一位一品紅頂商人，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當時人稱其是“雲南歷史上經商達到最高境界”的人，民間給他取外號叫“錢王”。他於道光十一年（1836年）出生於雲南彌勒虹溪，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初九病逝於雲南昆明“同慶豐”商號內，享年68歲，“同慶豐”總號和“天順祥”商號由其長子王鴻圖接掌。“錢王”王熾究竟多有錢呢？英國《泰晤士報》把王熾評為19世紀10年代10名世界首富中的第四，李鴻章稱其為清廷之國庫。

王熾

王熾的從商經歷也頗具傳奇色彩。他本出身於貧寒之家，因此早早輟學做點小本生意，成本資金來自於其母典賣首飾的20兩紋銀。後來生意越做越大，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人稱“滇南王四”。不過就在他事業剛有點起色時卻發生了一起禍事，他因參與當地的鬥毆而失手打死了其表兄姜庚，此後便逃亡重慶。沒想到在重慶卻迎來事業的高峰，晚清時期出現了早期的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金融機構—票號，並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開展，一時間大熱，王熾審時度勢，先後與人合辦了 “天順祥”（1866年）和“同慶豐”（1873年）商號，因商業信譽良好，無論是官府還是民人都選擇王熾的商號承辦匯兌，當時王熾在15個省份設立了分號，成為“南幫票號”中執牛耳之巨擘，王熾的事業達到了鼎盛時期，所賺頗豐。

昆明錢王街修復後的王熾票號同慶豐 耿嘉 攝

王熾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主要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嚴於律己，善於理財，即便到了富可敵國的地步，仍做到“窮死三不沾，煩死三不沾”，即 “不走鴉片，不走兵器，不走人口”；“不沾賭，不沾嫖，不沾槍。”其二，他有著很多傑出商人都有的品質：誠實守信。王熾經營的匯兌業務，對來此存取款的客戶做到絕對守信；同時他對身邊的朋友、同事也很講究誠信，因此朋友甚多；其三、他懂得如何用人，建立了一套賞罰分明的管理制度，深諳“以財聚人，以人生財”之道；其四、王熾熱衷於公益事業，他十分關心家鄉的教育，並捐贈大量錢財用於雲南的教育事業。

王熾能夠享有朝廷“三代一品封典”的厚待，主要是他確實為朝廷作不了不小的貢獻，尤其是當清廷陷入財政危機時，他總是傾囊相助。這裡列舉一二事：第一件事發生在1883年的中法戰爭，當時所需軍餉數目巨大，王熾前後共支墊了60多萬銀兩，因此戰事結束後，朝廷頒發給王熾一塊“急公好義”的匾額。第二件事是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京城，慈禧倉皇出逃，因所攜銀兩不足，王熾便號召“天順祥”和“同慶豐”各分行沿途資助。因此慈禧回京後，對王熾的舉動高度讚賞，還下旨要召見王熾。其後，朝廷又賞賜給王熾“義重指群”的牌匾，並封其為二品頂戴候選道，還為其建坊旌表。

彌勒虹溪“三代一品封典”石牌坊黃光平 攝

此外，王熾為朝廷之事花費的銀兩數不勝數，也因此受到各種獎賞，而同時他的知名度更為提高，很多人慕名而來存匯，他的生意也因此更好。

參考文獻：

張清渝：《窮死“三不走” 煩死“三不沾”——記雲南金融開創者王熾》，《文史春秋》2005年05期。

魏紀侯：《義商王熾》，《英才》2009年05期。

馬向青：《“錢王”王熾:清末一品商人典範鉤沉》，《蘭臺世界》2015年18期。

本刊編輯部：《一代錢王——王熾》，《商業文化》2016年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