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是中國古代經濟領域的一個重要產品，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之中，絲綢是不可或缺的，而因為絲綢的存在，中國在歷史之上就曾經被稱呼為“絲國”，而與外國的商路也因為大量的絲綢貿易而被稱呼為“絲綢之路”。絲綢，是中國歷史文明的重要產物，也是中國傳統文明的重要遺產，而說到絲綢，不得不提到的便是唐代，尤其是盛唐，這個時期是中國古代絲綢的發展和貿易的重要時期，尤其是在絲綢貿易方面，更是能夠體現出中國封建絲織品的出口貿易。
盛唐時期，除了在經濟文化政治方面十分的突出，在貿易往來方面，也是十足的突出，而這段時期，正是絲路貿易發展的一個極盛時期，這個時候的海上以及路上絲綢之路運載著無數的精美絲織品，從中國出發，運向遙遠的外國。
那麼盛唐時期的絲綢有多少呢？足夠內銷並且還有存餘遠銷海外嗎？確實是足夠的，根據史料記載，天寶中，唐朝政府一年就能夠有740餘萬匹、棉185餘萬屯，布1035餘萬端，這並不是個小數字，雖然說這可謂是整個唐代絲織業最為繁盛的一年，但是由此可見，其他時期的布匹產量也不會少到哪裡去，足夠用作外銷。
首先說明，本文中所說的“盛唐”時間規定在了公元712年至755年之間，這是唐玄宗統治下的唐朝盛世期間，這段時間可謂是整個唐王朝國力最為鼎盛的時期，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都可謂是極盛。而這段時期的絲織品輸出規模也是有唐一代最多的，僅僅是透過朝貢貿易輸出的絲織品數量，就比唐代其他時期輸出的總和要多，因而這段時期的絲織業外貿是十分具有典型性的。
當然，雖然用的都是“外貿”這一個詞語，唐代的外貿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外貿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唐代的絲織品外貿，說的主要是分為兩類，一類輸出，一類輸入。輸入的大多是朝貢地區進獻的“貢品”，而輸出的大多數透過是朝貢或者互市的方式，而無論怎麼樣，盛唐時期的這些絲織品都是被官方壟斷的，也因此，這個時期的貿易活動是有著一些特殊之處的。
盛唐時期的絲織品是被政府所嚴格管控的，擁有專門的機構專門管理絲織品的外貿，在中央便設定金部郎中、員外郎和鴻臚寺廟等機構專職負責而在地方上，主要是依靠互市監來管理具體事務，尤其在海上貿易興起之後，在廣州等地還專門派遣市舶使來專門管理海上貿易的正常進行。除此之外，為了防止不正當的民間貿易，唐政府還專門設定了一個叫做“過所”的制度，但凡要透過渡口、津關的人，都必須先申請“過所”，經過層層審批之後才能夠正常通行，就如同我們現在的通行證，這樣的制度，一方面能夠管理人口流動，一方面也能夠防止民間的不正當交易，防止政府所禁止的禁物流向海外，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而在盛唐時期，絲織品大多都在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行列之內，民間可以進行出口貿易的絲織品十分的少，即使這樣，這些沒有被禁止或者限制的絲織品也不能夠隨意交易，對其輸出地也有十分嚴格的規定，如果違反規定的話，那麼將會得到嚴苛的法律制裁。
盛唐時期的絲織品外貿和我們現在所說的經濟學上的“外貿”並不相同，其十分注重政治性，而非經濟型。此時的絲織品外貿主要就是透過官方所控制的，而其組主要的也是朝貢、互市等方式進行對外輸出的，朝貢是中國古代的王朝為了穩定政治，宣揚國威而建立起來的一個制度。
當其他國家進行朝貢這一行為後，唐政府將會給予其贈禮，而這些回贈的贈禮大多比貢品價值大得多，而絲織品，尤其是絲綢更是回贈物之中的重要物品，其政治意味是大大高於經濟意味的。而互市也是如此，主要的也是為了和周邊的民族地區保持一種友好的互通關係，是有著政治考量的，因此這個時候的所謂外貿是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的。
盛唐時期的絲織品外貿基本上全由政府所掌握，而在這樣的貿易之中，並非是我們現在最常使用的以物易幣，以幣易錢的交易方式，而是直接的物物交換，在此過程之中，貨幣的使用相對而言十分的少。在朝貢之中，其餘國家大多使用當地特產包括動物等來交換中原地區特產，而最主要的便是絲綢，而在互市貿易之中，最常見的也是絹和馬匹的交換，可以說，絲織品是貿易之中的大頭，而物物交換更是最主要的交易方式。
不過，這也並不是說就不存在貨幣流通了，考古還是發現了不少的阿拉伯金幣的，這些金幣不可能無緣無故出現，自然是為了貿易而來。而史書之上也有記載，“乞於寺觀禮拜及向兩市貨易，許之”說的正是開元四年的奚人貿易，而這種非官方的，私下的交易自然是會有貨幣流通的。而且一些貿易中的物品並非民眾所需的，以物易物是有一定難度的，貨幣的流通也是必然的。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一般的貿易都是等價交換而來的，其交換是有著一定的價值考量的。但是盛唐時期的絲織品貿易卻非如此，其本身是一種非等價交換的貿易，拿最簡單的來說便是，唐政府所支出的遠遠比所獲得的的要高得多，尤其是朝貢上，中國所回贈的絲織品的價值要遠遠高於外邦進貢的物品價值。
比如說開元二十二年，西南蠻使節便來朝貢，“遣使獻麝香、牛黃”，而唐政府回了什麼呢？“賜絹二千疋，雜綵二百疋”，這並不是個小數目，在開元年間，一匹絹大約價值五百五十文，那麼這些物品大致就是100多萬文，而當時一頭上好的牛也不過4000多文，能換近300頭牛，無論西南蠻所進貢的麝香和牛黃的價值多高，也是換不來這麼多頭上好的牛的，而這不過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已，除此之外的例子還有很多。
在盛唐時期的絲織品外貿活動之中，大多數都是這樣的不平等貿易關係，但是唐朝政府卻甘願這樣做“賠本買賣”，其原因也大致可以分為兩點。
第一點就是為了宣揚國威，表現出唐朝的經濟實力。盛唐時期的中國各方面實力都是極盛的，因此也有了個“天朝上國”的稱呼，而這樣的稱呼勢必會讓人有優越感，而唐政府也不例外。給前來朝貢的國家更多價值的禮物，更能夠顯示出自己國力的強盛，也能夠起到一種威懾作用。第二種原因是為了維持和各國的關係，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多是靠利益維持，如果想要穩定局面，使得各國與自己交好自然是上上選，而這種施加“小恩小惠”的方式，是當時最為簡單也最為實用的方式。
絲綢是中國古代經濟領域的一個重要產品，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之中，絲綢是不可或缺的，而因為絲綢的存在，中國在歷史之上就曾經被稱呼為“絲國”，而與外國的商路也因為大量的絲綢貿易而被稱呼為“絲綢之路”。絲綢，是中國歷史文明的重要產物，也是中國傳統文明的重要遺產，而說到絲綢，不得不提到的便是唐代，尤其是盛唐，這個時期是中國古代絲綢的發展和貿易的重要時期，尤其是在絲綢貿易方面，更是能夠體現出中國封建絲織品的出口貿易。
盛唐時期，除了在經濟文化政治方面十分的突出，在貿易往來方面，也是十足的突出，而這段時期，正是絲路貿易發展的一個極盛時期，這個時候的海上以及路上絲綢之路運載著無數的精美絲織品，從中國出發，運向遙遠的外國。
那麼盛唐時期的絲綢有多少呢？足夠內銷並且還有存餘遠銷海外嗎？確實是足夠的，根據史料記載，天寶中，唐朝政府一年就能夠有740餘萬匹、棉185餘萬屯，布1035餘萬端，這並不是個小數字，雖然說這可謂是整個唐代絲織業最為繁盛的一年，但是由此可見，其他時期的布匹產量也不會少到哪裡去，足夠用作外銷。
首先說明，本文中所說的“盛唐”時間規定在了公元712年至755年之間，這是唐玄宗統治下的唐朝盛世期間，這段時間可謂是整個唐王朝國力最為鼎盛的時期，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都可謂是極盛。而這段時期的絲織品輸出規模也是有唐一代最多的，僅僅是透過朝貢貿易輸出的絲織品數量，就比唐代其他時期輸出的總和要多，因而這段時期的絲織業外貿是十分具有典型性的。
當然，雖然用的都是“外貿”這一個詞語，唐代的外貿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外貿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唐代的絲織品外貿，說的主要是分為兩類，一類輸出，一類輸入。輸入的大多是朝貢地區進獻的“貢品”，而輸出的大多數透過是朝貢或者互市的方式，而無論怎麼樣，盛唐時期的這些絲織品都是被官方壟斷的，也因此，這個時期的貿易活動是有著一些特殊之處的。
一、官方壟斷盛唐時期的絲織品是被政府所嚴格管控的，擁有專門的機構專門管理絲織品的外貿，在中央便設定金部郎中、員外郎和鴻臚寺廟等機構專職負責而在地方上，主要是依靠互市監來管理具體事務，尤其在海上貿易興起之後，在廣州等地還專門派遣市舶使來專門管理海上貿易的正常進行。除此之外，為了防止不正當的民間貿易，唐政府還專門設定了一個叫做“過所”的制度，但凡要透過渡口、津關的人，都必須先申請“過所”，經過層層審批之後才能夠正常通行，就如同我們現在的通行證，這樣的制度，一方面能夠管理人口流動，一方面也能夠防止民間的不正當交易，防止政府所禁止的禁物流向海外，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而在盛唐時期，絲織品大多都在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行列之內，民間可以進行出口貿易的絲織品十分的少，即使這樣，這些沒有被禁止或者限制的絲織品也不能夠隨意交易，對其輸出地也有十分嚴格的規定，如果違反規定的話，那麼將會得到嚴苛的法律制裁。
二、並非真正的經濟往來，而是政治往來盛唐時期的絲織品外貿和我們現在所說的經濟學上的“外貿”並不相同，其十分注重政治性，而非經濟型。此時的絲織品外貿主要就是透過官方所控制的，而其組主要的也是朝貢、互市等方式進行對外輸出的，朝貢是中國古代的王朝為了穩定政治，宣揚國威而建立起來的一個制度。
當其他國家進行朝貢這一行為後，唐政府將會給予其贈禮，而這些回贈的贈禮大多比貢品價值大得多，而絲織品，尤其是絲綢更是回贈物之中的重要物品，其政治意味是大大高於經濟意味的。而互市也是如此，主要的也是為了和周邊的民族地區保持一種友好的互通關係，是有著政治考量的，因此這個時候的所謂外貿是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的。
三、以物易物為主要方式盛唐時期的絲織品外貿基本上全由政府所掌握，而在這樣的貿易之中，並非是我們現在最常使用的以物易幣，以幣易錢的交易方式，而是直接的物物交換，在此過程之中，貨幣的使用相對而言十分的少。在朝貢之中，其餘國家大多使用當地特產包括動物等來交換中原地區特產，而最主要的便是絲綢，而在互市貿易之中，最常見的也是絹和馬匹的交換，可以說，絲織品是貿易之中的大頭，而物物交換更是最主要的交易方式。
不過，這也並不是說就不存在貨幣流通了，考古還是發現了不少的阿拉伯金幣的，這些金幣不可能無緣無故出現，自然是為了貿易而來。而史書之上也有記載，“乞於寺觀禮拜及向兩市貨易，許之”說的正是開元四年的奚人貿易，而這種非官方的，私下的交易自然是會有貨幣流通的。而且一些貿易中的物品並非民眾所需的，以物易物是有一定難度的，貨幣的流通也是必然的。
四、並非等價交換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一般的貿易都是等價交換而來的，其交換是有著一定的價值考量的。但是盛唐時期的絲織品貿易卻非如此，其本身是一種非等價交換的貿易，拿最簡單的來說便是，唐政府所支出的遠遠比所獲得的的要高得多，尤其是朝貢上，中國所回贈的絲織品的價值要遠遠高於外邦進貢的物品價值。
比如說開元二十二年，西南蠻使節便來朝貢，“遣使獻麝香、牛黃”，而唐政府回了什麼呢？“賜絹二千疋，雜綵二百疋”，這並不是個小數目，在開元年間，一匹絹大約價值五百五十文，那麼這些物品大致就是100多萬文，而當時一頭上好的牛也不過4000多文，能換近300頭牛，無論西南蠻所進貢的麝香和牛黃的價值多高，也是換不來這麼多頭上好的牛的，而這不過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已，除此之外的例子還有很多。
在盛唐時期的絲織品外貿活動之中，大多數都是這樣的不平等貿易關係，但是唐朝政府卻甘願這樣做“賠本買賣”，其原因也大致可以分為兩點。
第一點就是為了宣揚國威，表現出唐朝的經濟實力。盛唐時期的中國各方面實力都是極盛的，因此也有了個“天朝上國”的稱呼，而這樣的稱呼勢必會讓人有優越感，而唐政府也不例外。給前來朝貢的國家更多價值的禮物，更能夠顯示出自己國力的強盛，也能夠起到一種威懾作用。第二種原因是為了維持和各國的關係，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多是靠利益維持，如果想要穩定局面，使得各國與自己交好自然是上上選，而這種施加“小恩小惠”的方式，是當時最為簡單也最為實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