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二人在晚清時代那可真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至於題主說的李鴻章數次背叛曾國藩其實不是那麼準確，雖然他們後期建功立業以後為了權力之爭都是有個人私心的，但是遠沒有到關係徹底決裂甚至背叛的程度。

但是李鴻章的前期仕途絕對離不開他的老師曾國藩的栽培，甚至他建功立業的機會很多都是他的老師曾國藩給予的。比如咸豐十一年太平軍攻上海，李鴻章被曾國藩委以重任去平定叛亂，進而建功立業受到朝廷的青睞，這是李鴻章仕途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然而曾國藩之所以這麼看中李鴻章，這也與李鴻章身上的個人優點離不開關係。

比如當時的辦洋務，很多人都是不敢與洋人打交道，但是李鴻章卻不怕，非但不怕，有時候甚至都有點蔑視洋人的傾向。就連梁啟超在為李鴻章作傳的時候都說:“李鴻章與外華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皆以利來，我亦持帷握算，唯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

李鴻章辦事講究精益求精，每遇到事情都是再三盤詰，從來不得過切過。亦不輕易允諾，既諾則必踐之。

綜上，師徒二人大方向上都是為了國家民族大義，私下的小爭端在所難免，所謂君子和而不同麼，所以曾國藩提拔李鴻章也就不難理解了。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與曾國藩同時考中進士，在那個時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就好像現在的老同學一般。李鴻章自幼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功名心也非常強烈。

1843年，李鴻章入京參加鄉試（考舉人）。意氣風發的李鴻章賦詩道：“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第二年，他順利考中了舉人，此時的李鴻章只有二十一歲。當時曾國藩的文章道德學問在京師已經小有名氣，李鴻章進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訪了曾國藩，並拜曾國藩為師。

曾國藩一見李鴻章，便判斷他將來是個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歡李鴻章的詩文，因此，李鴻章得到了曾國藩的悉心指點。指點的內容，除了作詩作文外，主要是義理、經世之學。師生二人氣味相投。李鴻章在家信中，常稱曾國藩為“曾夫子”，並說他與曾國藩“朝夕過從”。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曾國藩奉命回鄉辦團練，李鴻章想自己闖出一番事業，於是不告而別，回到安徽辦團練對抗捻軍，這算是李鴻章對曾國藩的第一次背叛吧。

但曾國藩心胸寬廣，念李鴻章是可造之材，在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撫時，曾國藩還讓江忠源到安徽後與李鴻章聯絡。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說：“李少荃編修，大有用之才，閣下若有徵伐之事，可攜之同往。”

當時曾國藩還在衡陽訓練湘軍，李鴻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國藩幕府，為曾國藩管軍餉，等於是曾國藩的財政大臣，曾國藩在寫給李瀚章的信中說：“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1846年）之際，僕即知其才可大用。”

但幾經輾轉，李鴻章始終沒有辦法發展壯大，便又去投靠曾國藩。曾國藩便不計前嫌，收留了他，還對他悉心栽培。

1860年秋，曾、李師生之間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

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於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曾國藩雖然覺得他心高氣傲，但因為他頭腦清醒，能夠洞察全域性，又能隨機應變，於是既往不咎，繼續留下了他，並再次不計前嫌委以重用。不久，李鴻章便成為曾國藩門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昇。

1970年天津教案爆發，清政府對此事極為重視，任命曾國藩為直隸總督前往天津處理此案。但曾國藩讓步求和的做法遭到全華人民的反對，清政府迫於朝野和百姓的壓力，不得不中途換將，改派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接手處理此事。

當時剛好普法戰爭就爆發了，被普魯士打得瑟瑟發抖的法華人自顧不暇，於是乎李鴻章沒有費什麼勁就解決了此事。而曾國藩卻因為這件事情被罵賣國賊，導致病情加重。

這件事情算是李鴻章踩在曾國藩的肩膀上往上爬，但按照當時的情況，曾國藩的處理已然不能服眾，就算不是李鴻章，清政府也會另外派人去頂替曾國藩的。

退一步說，曾國藩在李鴻章身上耗費了不少心血，其實李鴻章的崛起，又何嘗不是他所期待的。

也正是如此，曾國藩的心胸和品格才更加令人折服。

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問題就是求同存異的典型代表，既互相促進，又時常競爭，由於自己的理想怎麼實現受各種內外因素影響，很難實現，而自從某一人物或某一物的出現促成了這一事件或其他你原先想實現的某一事情的促成，既偶然與必然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雙方目標的曲線達成，那麼放在曾國藩與李鴻章，就是這樣，曾國藩在清王朝面臨內憂外患，特別是太平天國可能動搖清王朝其根基的時代背景下頂住各種壓力，並利用各種資源包括與李鴻章、左宗棠等不同政見者的合作，力挽狂瀾將太平天國打敗，說明了其涵養及遠見卓識，而李鴻章在太平天國後期，曾國藩即將失勢，而其具備的後起之秀、左右局勢，決定了其高人一等的謀略，並不趾高氣揚、雖然存在著各種矛盾，但與曾國藩的深入交往不斷磨合，而其與曾國藩的共同之處在於為國家社稷擯棄不同政見，決定了他們之間不可能出現大的原則性衝突，而只是理念上和時代差異，這也決定了他們的是非功過，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片段、卻抹殺不了他們的崇高理想所付出的犧牲與奉獻，因此不管是曾國藩可能受李鴻章等不同政見者等人的排擠和非議，但其堅持更高的理想信念，決定了其不會受其干擾，忍辱負重，做到了合作共贏的典範，當然不可能其他人會像他那樣做事，但確透過他做事的點點滴滴，一步步的引導李鴻章等步其後塵，傳達了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的理想信念，為未來的多黨合作等政治協商等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