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為什麼，很簡單，清做的比唐高明，總督，加尚書銜可以是從一品，一般是正二到從二品，主理兩三省的軍事，兼理民政。另一個巡撫，比總督低兩三級卻沒有上下級統屬關係，誰也管不著誰.，巡撫管一省民政，兼理軍事，這就和總督形成了互相牽制的關係，如果安排兩個關係不太對付的人管這倆活，互相看著不服氣，造反的難度就很大如果再加上官員流動機制，過幾年就換人，換地方，不行成山頭團伙，你就鬧去吧

說真的，誰說總督權力大？

通常，總督正二品，加尚書或者右都御史為從一品。看起來管兩三個省，實際權力很小。

首先，總督偏向軍政，對轄區官員只有監督彈劾權。

其次，各省巡撫是從二品，加兵部侍郎或者左副都御史正二品，而且不是總督下屬，控制本省的能力遠超總督。

第三，清代採取雙線體制。

總督是管理地方守備的大員，但八旗駐防將軍是監督地方軍隊的中央野戰軍。

總督是漢族，則巡撫多任滿蒙官員來牽制。

清末，北方是北洋控制，南方則是革命團體滲透新軍，清政權當然垮臺。

舉例說明。

兩江總督實際只控制徐州南京一線，掌握江北提督的綠營兵。江蘇巡撫控制江南地區，掌握江南提督、江南水師提督，與江蘇布政使、學政、按察使駐蘇州。而安徽江西巡撫在和平年代基本不受總督令。

比如，太平軍逼近武昌，湖北巡撫擠常大淳兌湖廣總督程矞採說，您不是管兩省軍政嘛，請領軍鎮壓叛匪。可憐的湖廣總督只好出兵，結果大敗，長子程福培戰敗陣亡。程矞採以病告假回家料理，未獲批准便在衡陽棄印出走，被彈劾充軍新疆（1857年6月獲釋，11月於肅州去世）

當然，常大淳也沒跑掉，1853年1月12日，武昌文昌門被太平軍突破，常大淳與妻劉氏、兒子常集松、兒媳馬氏、孫女常淑英舉家自殺。

湖北省、武昌府、武昌縣主要官員，提督雙福，學政、光祿寺卿馮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道員王壽同、王東槐、林恩熙，知府明善、董振鐸，同知周祖銜，知縣繡麟等均死於戰火。其實，不自殺也不行，巡撫丟失省城是活不了的。而總督程矞採卻只是充軍，可見巡撫的實際權責比總督更重一些。

總督是一方大員，封疆大吏

最大的原因就是，清朝的官員都不是終身的一直在一個地方，每過幾年都會進行頻繁的調動！

可謂是鐵打的帝國，流水的官員！

這樣最大的好處就是官員是一直在更換不同的治理區域，而且不能在自己的老家當官！那麼就很難形成自己的勢力！沒有自己穩定的利益集團和軍政集團！這樣想要調動軍隊造反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人會鐵定跟著你的，你也不知道誰會背叛你，誰會告發你！

幹了幾年之後，剛剛想培養出自己的勢力，一紙調令，直接又要更換地方了，又要去其他地方當官了！

這就是最大的原因！

還有就是掌握軍隊的人，尤其漢人，都有滿人官員的監督，很難做出什麼動作，監督機制比較到位！甚至你身邊還有專門可以單獨向皇帝和最高層上奏的權利，你都不知道！

在清朝的時候，總督是地位最高的封疆大吏。清朝有九大總督，分管不同的地方，掌管一方大權。跟一般的封疆大吏不同，總督不僅掌管掌握一個地方的行政大權，更掌握著軍權，行政軍權一把抓，屬於地方上分量極重的實權人物，更是可以影響朝廷中樞決定的官員。一般來說，總督的官階都是正二品官員。如果還兼任中央職位，如尚書的話，就會成為一品官員。那麼，如果這些握有實權的總督想要抗旨，有多少成功的可能？

首先，可以很明確的說，可能性不大。從秦朝設立郡縣制開始，地方官員的任命就被抓在皇帝手裡。在清朝，大權更是被牢牢的抓在中央手中。或者更確切的說，抓在皇帝手中。跟其他朝代不同，在整個清朝，基本沒有看到什麼可以真正權傾朝野的大臣或太監。即便這些人中，有人稍微興風作浪，皇帝就可以用一道聖旨，就把他逮捕。根本沒有翻身的權力。

這也是清朝皇帝為什麼大多那麼勤政的緣故。因為要處理的事情太多，根本沒有時間休息。尤其是雍正設立軍機處後，更是將大權牢牢的窩在皇帝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總督只能處於皇帝的威懾之下。

當然，要做到這種威懾，就要有很多具體的做法。清朝總督雖然掌握軍權，但可以直接調動的軍隊卻非常有限。清朝慣例，調動軍隊的權力歸皇帝所有，將領不得乾澀。至於總督，他本人除了管理少量軍隊外，所管理物件，都是那些提督以下的官員。

而且，他們還要受到巡撫的分權節制，以及地方監察官員，朝廷御史的監督。這些人雖然品級不是特別高，卻是朝廷的嘴炮。只要是他們認為違法犯忌的官員，統統可以彈劾。正是有這些重重約束，才讓皇帝放心把疆土交給總督。

不過，就像前面說的，總督抗旨的可能性很小。但並不是沒有。自從咸豐下令讓各地組建團練開始，地方總督就開始掌握實際軍權。這些軍隊不僅戰鬥力勝過朝廷，而且，基本只效忠總督本人。其中的代表就是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他們在朝廷的人脈深厚，又有洋務新政撐腰，地位遠遠超過自己的老前輩。在晚清的時候，當時的總督還真的抗過一回旨。

那是慈禧準備對十一國列強宣戰的時候，向各地總督發了一份諭旨，讓他們備戰。結果，東南一帶的總督，四川、山東的總督，統統不奉召。有一些總督，竟然說，這是偽詔。他們還搞了一個《東南互保協議》，自己跑去跟歐洲列強講和。這就等於把慈禧的宣戰詔諭當成一張廢紙，完全不妨在眼裡了。

而且，他們還想著，如果慈禧真的被列強殺了，準備推舉李鴻章當總統。這些總督之所以敢抗旨，一方面是慈禧的旨意太荒唐，如果真的宣戰，中國就會生靈塗炭，慘不忍睹。另一方面，也是他們有足夠的實力，可以跟朝廷中央掰手腕。但是，歷數整個清朝，總督抗旨，也僅此一例。‍

唐朝藩鎮割據沒有看起來那麼簡單。

不是隨便一兩個節度使哪天腦門子一熱就決定割據了。有的時候，節度使還自己不想割據，卻被大頭兵刀片子壓著跟朝廷對抗。某種程度上，這種割據更像一個個軍事集團的集體意志。這與唐朝中後期服兵制崩潰，職業軍人、僱傭兵大量出現有很深的關係。

所以跟清朝沒有可比性。當然，後世的清朝是管理制度最成熟的朝代，各種管理手段自然比唐朝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