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書法才算是好的呢？我認為就是一個“和”字。一件作品要達到“和”的最佳境界，是一個什麼狀態呢？線條的長短粗細、用墨的濃淡枯潤、點畫間的隔格距離、字與字之間的大小參差，等等，都能做到既沒有過，也沒有不到位，恰到好處的“中庸”狀態，這樣的書法才是好作品。

那麼，怎樣才能甄別出一件作品的優劣，如何才能寫出一件好作品？我認為，應從用筆、結構、章法這三個方面來著手。

講到用筆，自然要說立體感。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書法家，寫字都喜歡中鋒用筆。因為中鋒用筆寫出來的字，就具有立體感。中鋒行筆的特點是筆畫比較飽滿、渾厚、圓潤，有句話叫“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藏頭護尾”，這是對中鋒行筆的形象描述。然而側鋒行筆截然不同，就是筆尖側著鋒，從左下開始入筆寫出去，鋒芒畢露，比較張揚。生活當中有一種人的性格也是這樣的，對應於筆法上，就是側鋒取法。大家看唐代馮承素《蘭亭序》摹本，雖然沒見到過王羲之的《蘭亭序》真跡，但是可以據此摹本推測，《蘭亭序》的真跡大概也是中鋒用筆來書寫的。比如明代張瑞圖的作品裡字字可見典型的側鋒用筆，造就了他張揚不羈的書風。大家將這兩幅作品相互對比，就能看出區別。雖然歷史上一般的書法家都喜歡並且慣於中鋒用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中鋒用筆就是好，側鋒用筆就是不好。這就像是低調、內斂的人就是好，張揚、外露的人就不好一樣。待人接物，有時候需要低調內斂，有時候也需要放開一下，適當張揚一下。人就是這麼一種複合性的性格，那麼在一件作品當中，有時候用中鋒，有時候用側鋒，也是一個道理。比如這件王珣的《伯遠帖》，是如今流傳下來為數不多的一件魏晉書法真跡，應該是體現了魏晉書法作品的最高境界，每個字無時無刻不是處在隨機的變動當中，完全是根據書寫者當時的心情而來，一會兒是中鋒，一會兒根據需要也可以用側鋒，而絕對不是事先謀劃好、固定好的，否則那就無法稱之為藝術。講到《伯遠帖》，還有兩件作品也必須要提到，一件是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一件是王獻之的《中秋帖》，它們被清代的乾隆皇帝視為一生當中最稀有的三件寶貝，他的書齋號“三希堂”就是因此而來。這兩件作品沒有真跡傳世，都是唐代人的摹本，《快雪時晴帖》今天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秋帖》跟《伯遠帖》則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用筆除了要有立體感之外，還要講究變化感。這個變化是指用墨的濃淡枯潤的變化，變化越豐富，作品顯得越有味道。除此之外，還有線條的長短變化，變化的節奏感。節奏感常常用於音樂，而書法也有節奏感。如果下筆重一點，用墨濃一點，線條粗一點，就好像一首樂曲節奏中的重拍音符；如果下筆輕一點，用墨淡一點，線條細一點，就好像一首樂曲的弱拍音符；如果線條長一點，就好像樂曲當中的延長音；如果筆畫似斷非斷，就好像樂曲當中的休止符。由此可見，藝術之間雖然門類有所分別，然而內在的實質基本是相通的。還有力量感，就是一個字當中，肯定有一個“眼”在那裡，寫任何字，如果抓不到或是寫不出這個“眼”，那這個字是沒有味道的，也是沒有神采的。有了這個“眼”，這個字突然之間就活了起來，靈動了起來。

在結構方面，怎麼樣把一個字寫得漂亮，一定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整齊平正，長短合度，疏密均衡”。這樣的字寫出來才會四平八穩，穩如泰山，同時也符合了“中庸”的美感。此外，如果能“在平正中見出險絕，險絕中求得趣味”，那這個字就更加神采奕奕了。但是不管怎麼變，整個字在你的手下，一定要有個原則，就是不改變點畫在字形中的排列次序，從改變點畫的粗細、點畫之間的距離、角度或增減點畫等產生的結構變化。總而言之要以“和”為最高的原則。線條太粗、太細、太長、太短都不好看，要恰到好處。

寫字還要乾乾淨淨，清清爽爽，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相對楷書而言，行書、草書受情感波動的影響比較大，所以在書寫過程中，隨時都處在“變易”當中。而“變易”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點，要把“變易”落實到位，是不容易的。在寫字上，寫到最高境界就是該收的要收，該放的要放。懂得了該與不該，也就懂得了中國文化。

在章法上，能把每個字寫好並不難，但是若能把很多字串在一起，每一處的關係也都能處理得很到位，那就不是那麼容易了，這大概就叫章法。它包括正文、題款、印章，可以呈現為條幅、橫幅、斗方、扇面等很多樣式。正文可以是抄寫古人的詩詞文章、警句格言，也可以是自己撰寫的文字。落款的字一定要比正文小一點，蓋的印章一定要比落款小一點，這樣才會好看。總之正文要大，落款要小，印章更要小，印章永遠只是起到一個點綴的作用，這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美的狀態。大概在元初的時候，書畫家們才有意識地在作品上蓋印章，蓋印章的目的通常是為了點綴，或是起到證物的作用。

說到章法，這裡就來談一談蘇東坡的《北遊帖》。蘇東坡曾在杭州當官，後來被朝廷派去密州、徐州一帶任職。那段時間，他非常懷念在杭州生活的日子。有一天，他接到杭州一位方外故友可久的一封信，更加勾起了他對杭州的思念。《北遊帖》就是蘇東坡對可久的一封覆信，信中所謂“北遊五年，塵垢所蒙，已化為俗吏矣。不知林下高人猶復不忘耶”，流露出自己對杭州生活的懷念。一件書法作品的極致狀態，其實就是體現了中國哲學的“關係”。一個人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他也絕對可以在兩個極端之間自由遊走。在蘇東坡的這幅作品中，他將“蒙”寫得很大，而隨後又把“已”字寫得很小，如此放手自由創作而不顯突兀與失誤，是在於他把握住了中國文化當中的密碼。所以，我們研讀古代的法帖，其實也是在與古人對話。

我不懂書法。關於“和”之一字，卻有點體會。浪裡白條張順與黑旋風李逵拼命互有輸贏之後，彼此惺惺相惜，“和”就來了。陶淵明在官場受盡了氣，回家種田喝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和”字瀰漫在桃花源的空氣裡。

這種想法不僅妥當，我有不同看法，書法講究抑揚頓挫，與和字沒有關係，抑是向低，揚是趨高，頓是偏右，挫是走左；都不是一個會合點。和，就是作者的中庸，不高不低，不偏不倚，那何來風采呢？就像一幅山水畫，高山巍峨，長河橫流，方顯出絕麗佳姿；又如黃河大合唱，一會兒引吭高歌，一會兒低聲歌唱，高低搭配嗎。何來和？何來中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