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再沒有其他學說像儒家思想這樣，經歷瞭如此長時間的反覆跌宕和嚴峻拷問。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樣人，中國現代教育泰斗的稱謂，他比任何人都當之無愧。但他不贊成讀經，致使被請來與之共襄民國初立之教部的馬一浮離他而去。當然不傷友情，十五年後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學，又禮聘馬先生擔任文科學長。馬先生的回覆是：“禮有來學，未聞往教。”以古禮婉拒。於是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請來胡適之執教文科講堂。

讀經和反對讀經，成為當時學界和輿論界爭吵不休的一樁公案。反對者顯然佔上風，連魯迅也站出來發聲，批評提倡讀經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實人也不過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僅作為傳統社會大傳統的儒家思想成為眾矢之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所呈現的文化的小傳統也被冠以“四舊”之名，必欲清除掃盡而快之。

改革開放後中國撥亂反正，重新起航，把歷史還給歷史成為思想學術界的共同呼聲。孔子由被幼童也參與唾罵的斯文掃地變而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學重啟，則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經識者推動，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學術的風氣開始出現，公正評價儒家學說、重估孔子歷史地位的論著受到關注。但由於所經歷的“毀聖棄知”的時間實在太長，難免積非成是，改變世人乃至學界部分人士的成見尚需時日。馬一浮先生曾經擬過一副聯語：“魯國多譏儒及戲，秦人惟以吏為師。”誠然是借古典來嘲諷世情，但如果將孔子的家鄉和儒家思想的故鄉等量齊觀，則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遭遇，就不僅僅是以之為戲了。

所以如此的緣由，也有對儒家學說本身存在諸多誤讀不無關係。我覺得有三個與儒學直接相關的問題，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歷史地位。

第一個問題，需要明瞭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所以孟子頗為焦慮地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矯正此種“仁義充塞”的時代風氣，欲以承繼虞舜、周公、孔子的聖道為己任。

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玄之風大熾，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學一家。隋唐佛教發展的勢頭，亦不在儒學之下。但如果認為隋唐時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輕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誤讀古人之嫌。直承鄭康成而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即是當時繼往開來的儒學健將。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經是在增加、變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學出，是又一更化。王陽明的學理初衷，本在減少（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可以為後學所宗，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

學者有“制度化儒學”之稱，這在唐宋以前並不明顯，主要是明清兩朝，伴之以科舉命題以“四書”取義，儒學不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響尤為深鉅，因此其存在形態難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局”中出現危機，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所謂危機，恰好是“制度化儒學”的危機，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

這裡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變”與不變的問題。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這讓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簡易、變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簡易”，有《論語》可證。孔子深知該說什麼和不該說什麼。所以出語至簡，有時至於說“予欲無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價值。

論者有謂傳統文化需要現代的轉化，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六經”的價值倫理進入現代人的精神血脈，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來的現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忽略了“傳道”的內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繼續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

雖然，古與今宜有別也，禮俗政俗亦因地而異。但正如孟子所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蓋由於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離婁下》）而近世大儒錢鍾書先生則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中華文化的最典範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恆性和普遍性，正不足為怪。

兩千年封建王朝，儒學排名第一。

自從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以來，經孟子荀子發揚光大，漸成體系，形成了完整的學說。又經過數代儒生的發展，最終適應了中央集權的需要，到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朝廷正統學說。

之後幾百年，各世家大族無不把儒學作為傳家之學。隋唐科舉制確立後，儒學更成為國家取士之學，進一步確立了儒學唯我獨尊的地位。到了宋朝，程朱理學的興起，更是加入了很多適應中央集權、王朝統治的內容，儒家學說再也無人能夠撼動，甚至為孔子後人帶來了“衍聖公”的爵位。

事實上，儒家學說形成了中華文明的文化核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就了中華民族2300年的獨立發展，也成就了國家在現代的復興。

雖然有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儒家學說為了適應統治需要，加入了很多糟粕，但是其對國家的貢獻，當之無愧各家學說的第一。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分支之一，與其他諸子百家一樣，其源為易，以論語，孟子為其文化基礎，中庸為其核心價值觀，強調入世，修身養性，齊家治國。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為統治者所推崇使用。

後世儒家思想歷經風雨，已與孔孟之道都去甚遠，特別是宋明理學，已將儒學弄得肢離破碎，成為禁錮人民思想的工具。

個人認為，對儒家思想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要全盤否定，更不能生搬硬套，讓中華文明在新時代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