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先大致瞭解一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背景以及發展過程。歐洲債務危機即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這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希臘等歐盟國家所發生的債務危機。歐債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和深化，其本質原因是政府的債務負擔超過了自身的承受範圍，而引起的違約風險。
早在2008年10月美國次貸危機初期，冰島主權債務問題就浮出水面，而後中東債務危機爆發，鑑於這些國家經濟規模小，國際救助比較及時，其主權債務問題未釀成較大全球性金融動盪。2009年12月，希臘的主權債務問題凸顯，2010年3月進一步發酵，開始向“歐豬五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蔓延。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則落井下石，連連下調希臘等債務國的信用評級。至此，國際社會開始擔心，債務危機可能蔓延全歐。
危機爆發後，IMF、歐盟和歐洲央行這三駕馬車對重債國實施了大規模金融救助計劃，比如歐洲央行推行的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MT）救市方案發揮了效用；二是重債國政府積極實施了一系列財政緊縮和經濟改革政策，在鞏固財政、改善宏觀經濟失衡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此外，歐盟一直致力於推動建立銀行業聯盟，該聯盟能夠阻斷銀行業危機與主權債務市場的相互滲透，併為建立更廣泛深化的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打下基礎。
隨後，“歐豬五國”的債務市場逐漸恢復正常，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的國債拍賣良好，中期國債收益率保持在相對合理水平；愛爾蘭於2013年底正式退出救助；2014年1月份葡萄牙首次重返長期債券市場併成功發行五年期債券；歐洲股市大幅反彈等等；這些現象及事件均顯示歐債危機已經獲得好轉。
1.激進的財政政策，透支國家未來。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寬鬆計劃來刺激經濟，而高福利、低盈餘的希臘無法透過公共財政盈餘來償還不斷高漲的債務本息。全球金融危機推動私人企業去槓桿化、政府增加槓桿。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於一種弱平衡的境地，而其自身產業空心化，使得國家沒有足夠的盈餘以及外匯儲備來應對外匯市場波動，導致債務負擔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2.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
以希臘舉例。在歐盟國家中，希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資源配置極其不合理，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一方面，為了大力發展支柱產業並拉動經濟快速發展，希臘對旅遊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業加大了投資力度，其投資規模超過了自身能力，導致負債提高。另一方面，從反映航運業景氣度的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看，受金融危機影響從08 年底開始航運業進入週期低谷，景氣度不斷下滑。航運業的衰退對造船業形成了巨大沖擊。由此看出，希臘的支柱產業屬於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的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機的衝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
總體看來，歐豬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衝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3.人口結構不平衡，逐步進入老齡化。
1996-2010 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從76.1 歲上升至79.4 歲。美國聯邦統計局預計到2050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83.3歲。最後，由於二戰後生育潮已經開始接近退休年齡，並且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歐元區人口年齡結構從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占比的峰值從1990 年的25-29 歲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歲，而且這一趨勢仍在進行，從今往後老齡化問題將進一步惡化。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導致國家福利開支增長難以控制，而出生率的下降又導致國家勞動力匱乏，產業發展無以為繼。
4.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
歐洲各國實行選舉制度，為了贏得選票及維持執政地位，政府在執政期間寅吃卯糧，許諾並實行不切實際的福利制度，目光短淺，導致國家未來被掏空，而為了政權，又無人敢喊出緊縮政策，導致國家政策不斷極端，沒有自我修正的能力。2010 年希臘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為20.6%，而社會福利在政府總支出中的佔比更是高達41.6%。在經濟發展良好的時候並不會出現問題，但在外在衝擊下，本國經濟增長停滯時，就出現了問題。從2008到2010年，愛爾蘭和希臘GDP都出現了負增長，而西班牙近兩年也出現了負增長，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並沒有因此減少，導致其財政赤字猛增，2010年希臘財政赤字佔GDP比重達到了10.4%，而愛爾蘭這一比重更是高達32.4%。
5.歐元區的單一貨幣制度
貨幣制度與財政制度不能統一，協調成本過高。根據有效市場分配原則，貨幣政策服務於外部目標，主要維持低通脹，保持對內幣值穩定，財政政策服務於內部目標，主要著力於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從而實現內外均衡。歐元區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區域貨幣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區長期被隱藏的問題凸現出來。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平衡各成員國的利益，導致利率政策調整總是比其他國家慢半拍，調整也不夠到位，在統一的貨幣政策應對危機滯後的情況下，各國政府為了儘早走出危機，只能透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調節經濟，許多歐元區成員國違反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公共債務佔GDP 比重上限60%的標準，但是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措施，由此形成了負向激勵機制，加強了成員國的預算赤字衝動，道德風險不斷加劇。具體傳導路徑為：突發美國金融危機貨幣財政制度的不統一造成貨幣政策行動滯後;各國透過擴充套件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主權債務激增;財政收入無法覆蓋財政支出;危機爆發。
正如上文所說，歐洲的債務危機緩解機制治標難治本，危機產生的根源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及解決，而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英國脫歐久拖不決、德國工業增速斷崖式下滑，全球經濟增速再度放緩，衰退陰影不期而至。脆弱的歐豬五國的財政平衡遊戲，恐怕難以維持太長時間。
首先我們先大致瞭解一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背景以及發展過程。歐洲債務危機即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這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希臘等歐盟國家所發生的債務危機。歐債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和深化，其本質原因是政府的債務負擔超過了自身的承受範圍，而引起的違約風險。
早在2008年10月美國次貸危機初期，冰島主權債務問題就浮出水面，而後中東債務危機爆發，鑑於這些國家經濟規模小，國際救助比較及時，其主權債務問題未釀成較大全球性金融動盪。2009年12月，希臘的主權債務問題凸顯，2010年3月進一步發酵，開始向“歐豬五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蔓延。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則落井下石，連連下調希臘等債務國的信用評級。至此，國際社會開始擔心，債務危機可能蔓延全歐。
危機爆發後，IMF、歐盟和歐洲央行這三駕馬車對重債國實施了大規模金融救助計劃，比如歐洲央行推行的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MT）救市方案發揮了效用；二是重債國政府積極實施了一系列財政緊縮和經濟改革政策，在鞏固財政、改善宏觀經濟失衡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此外，歐盟一直致力於推動建立銀行業聯盟，該聯盟能夠阻斷銀行業危機與主權債務市場的相互滲透，併為建立更廣泛深化的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打下基礎。
隨後，“歐豬五國”的債務市場逐漸恢復正常，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的國債拍賣良好，中期國債收益率保持在相對合理水平；愛爾蘭於2013年底正式退出救助；2014年1月份葡萄牙首次重返長期債券市場併成功發行五年期債券；歐洲股市大幅反彈等等；這些現象及事件均顯示歐債危機已經獲得好轉。
然而這些措施卻未能根治歐債危機產生的根源。1.激進的財政政策，透支國家未來。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寬鬆計劃來刺激經濟，而高福利、低盈餘的希臘無法透過公共財政盈餘來償還不斷高漲的債務本息。全球金融危機推動私人企業去槓桿化、政府增加槓桿。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於一種弱平衡的境地，而其自身產業空心化，使得國家沒有足夠的盈餘以及外匯儲備來應對外匯市場波動，導致債務負擔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2.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
以希臘舉例。在歐盟國家中，希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資源配置極其不合理，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一方面，為了大力發展支柱產業並拉動經濟快速發展，希臘對旅遊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業加大了投資力度，其投資規模超過了自身能力，導致負債提高。另一方面，從反映航運業景氣度的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看，受金融危機影響從08 年底開始航運業進入週期低谷，景氣度不斷下滑。航運業的衰退對造船業形成了巨大沖擊。由此看出，希臘的支柱產業屬於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的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機的衝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
總體看來，歐豬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衝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3.人口結構不平衡，逐步進入老齡化。
1996-2010 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從76.1 歲上升至79.4 歲。美國聯邦統計局預計到2050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83.3歲。最後，由於二戰後生育潮已經開始接近退休年齡，並且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歐元區人口年齡結構從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占比的峰值從1990 年的25-29 歲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歲，而且這一趨勢仍在進行，從今往後老齡化問題將進一步惡化。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導致國家福利開支增長難以控制，而出生率的下降又導致國家勞動力匱乏，產業發展無以為繼。
4.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
歐洲各國實行選舉制度，為了贏得選票及維持執政地位，政府在執政期間寅吃卯糧，許諾並實行不切實際的福利制度，目光短淺，導致國家未來被掏空，而為了政權，又無人敢喊出緊縮政策，導致國家政策不斷極端，沒有自我修正的能力。2010 年希臘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為20.6%，而社會福利在政府總支出中的佔比更是高達41.6%。在經濟發展良好的時候並不會出現問題，但在外在衝擊下，本國經濟增長停滯時，就出現了問題。從2008到2010年，愛爾蘭和希臘GDP都出現了負增長，而西班牙近兩年也出現了負增長，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並沒有因此減少，導致其財政赤字猛增，2010年希臘財政赤字佔GDP比重達到了10.4%，而愛爾蘭這一比重更是高達32.4%。
5.歐元區的單一貨幣制度
貨幣制度與財政制度不能統一，協調成本過高。根據有效市場分配原則，貨幣政策服務於外部目標，主要維持低通脹，保持對內幣值穩定，財政政策服務於內部目標，主要著力於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從而實現內外均衡。歐元區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區域貨幣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區長期被隱藏的問題凸現出來。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平衡各成員國的利益，導致利率政策調整總是比其他國家慢半拍，調整也不夠到位，在統一的貨幣政策應對危機滯後的情況下，各國政府為了儘早走出危機，只能透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調節經濟，許多歐元區成員國違反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公共債務佔GDP 比重上限60%的標準，但是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措施，由此形成了負向激勵機制，加強了成員國的預算赤字衝動，道德風險不斷加劇。具體傳導路徑為：突發美國金融危機貨幣財政制度的不統一造成貨幣政策行動滯後;各國透過擴充套件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主權債務激增;財政收入無法覆蓋財政支出;危機爆發。
危機只是暫時被掩蓋，隨時有再次爆發的風險正如上文所說，歐洲的債務危機緩解機制治標難治本，危機產生的根源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及解決，而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英國脫歐久拖不決、德國工業增速斷崖式下滑，全球經濟增速再度放緩，衰退陰影不期而至。脆弱的歐豬五國的財政平衡遊戲，恐怕難以維持太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