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年十二月初十，隆冬時節。有人在南京三牌樓的雪地上發現了一具無名男屍，趕緊報案。經上元縣知縣的初步勘驗，死者身上有多處刀傷，髮辮被砍斷，現場還遺有一把篾刀。顯然，這是一起殺人命案。
由於死者身份不明，兇手不知所終，兩江總督沈葆楨便飭令營務處的洪汝奎負責破案。洪汝奎領命，安排他的手下、緝捕委員胡金傳偵查、訪拿殺人兇手。數日後，胡金傳逮捕了妙耳山的僧人紹宗、火夫張克友與屠戶曲學如三人，稱他們就是三牌樓命案的兇犯。胡金傳還帶來一個叫做小庚的瓜子小販，說他是目擊證人，初九夜裡在三牌樓看到死者躺在雪地上，旁邊還站著三個人，正是紹宗、張克友與曲學如，其中一人還惡狠狠警告小庚莫要多管閒事。
洪汝奎當即委派候補知縣嚴坤、胡金傳同堂審訊嫌犯。經嚴刑拷打，紹宗、張克友、曲學如供稱，三人因為貧困圖財，合謀殺死了販豬的外鄉人薛春芳，篾刀是張克友用過的兇器。
看來這起命案似乎已經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緝捕委員胡金傳破案堪稱神速。按照程式，案子最後上報到兩江總督沈葆楨那裡，沈葆楨作出批示：將“兇手”紹宗、曲學如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張克友因為先行認罪，得免一死，被割去右耳，刺字遞迴原籍。
時為光緒四年二月中旬，一起驚動了總督大人的人命案，從發現到結案，前後只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從疑犯認罪到正法伏誅，則不過數日時間。
在喧囂的南京城，三牌樓命案曾經引起街頭巷尾的議論，並上了《申報》的版面。但結案之後，慢慢便被人們遺忘了。
直到數年之後，光緒七年閏七月，金陵保甲局抓到一名叫做李大鳳的竊賊，這竊賊為立功減刑，供出幾年前他的表弟朱彪被週五、沈鮑洪合謀殺害的情節。官府立即緝拿周、沈歸案，分別訊問，二人供出的結果讓辦案的官員大吃一驚：週五、沈鮑洪合謀殺人的時間、地點、情節，都跟光緒三年的三牌樓命案高度相似。
莫非四年前那個被殺害的所謂“薛春芳”，與本案受害者朱彪是同一個人？換言之，四年前伏法的紹宗、曲學如原來是被冤殺的？
這時候，曲學如的家族也糾合了五十餘人，跑到兩江總督衙門上訪，稱曲學如當年是含冤而死的。此時的兩江總督已換成劉坤一，他委派了江寧布政使梁肇煌、鹽巡道德壽、江寧知府趙佑宸等官員審理案件。經提審案犯、補傳證人、隔離嚴鞫，這起發生在四年前的三牌樓命案的真相，終於撥雲見日，顯露出來：原來，朱彪與週五、沈鮑洪素來相識，因為朱彪誘姦了週五拐來的女子劉王氏，又與沈鮑洪誘拐來的妻子趙高氏通姦，周、沈二人心中氣憤，便在光緒三年十二月初九三更時分，將朱彪騙到三牌樓雪地上砍死。次日被人發現的死者“薛春芳”，其實就是朱彪。
四年前，領命訪拿兇手的緝捕委員胡金傳急於破案，又苦無線索，便指使瓜子小販小庚指證紹宗、張克友、曲學如三人為殺人兇手。三個人熬不過官府的嚴刑，只好畫押認罪，虛構了殺人的情節，胡扯出一個“薛春芳”的人名。
三個無辜的草民，莫名其妙地被認定為殺人兇手，竟毫無辦法洗雪自己的冤情。這樣的司法機制，何其荒謬！細細究來，我們會發現大清國的司法制度中存在著致命的缺陷：首先，緝捕委員居然可以參與司法審判，這是典型的“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清朝的這一制度設計，遠不如宋代司法制度合理，在宋代，緝捕官不可以參與推勘，他們的責任只是抓捕到犯罪嫌疑人，至於嫌犯是不是真的有罪，該判什麼刑，他們是不允許插手的。
其次，清代司法雖然設定了一套繁複的複審程式，一宗命案經縣衙初審後，還要知府、按察司、督撫複審，最後還需要中央刑部複核，但實際上，複審的程式往往只是走過場，形同虛設。比如三牌樓命案，其實只經過嚴坤、胡金傳兩級審訊，其他負有複審責任的機構，只是在結案報告上掛個名而已。案子上報到兩江總督那裡，沈葆楨也沒有複審，便飭令將案犯就地正法。
再次，即使層層走完複審的程式，也未必能夠及時發現冤情，因為清代的地方不設專職的司法機關，更無專業的司法官，一起刑案的複審，通常是督撫委派行政官員負責審訊，甚至連營務處這樣的軍事機構也參與審判。這些非專業“法官”缺乏司法訓練，難免“葫蘆僧斷葫蘆案”。這又是不及宋朝的地方，宋代的州一級，一般均置三個法院：當置司、州院與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設左右院，即有五個法院；每一個法院都配置若干專業的法官，叫錄事參軍、司錄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
最後，清代對死刑犯的處決，按正常程式需經刑部核准，但在晚清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地方督撫獲得了“就地正法”的權力，可以繞過刑部，先斬後奏。“就地正法”雖然有利於地方當局組織“嚴打”，維持秩序，但也給濫殺無辜開了方便之門。儘管我們不應對刑部複核的程式抱太高期望，但三牌樓命案中的紹宗、曲學如顯然就是死在“就地正法”的制度上。當時的《申報》評論說：“苟由地方官，則諮題候覆，然後行刑，斷無訊定之日去正法不過數日之理。”
所幸清朝的司法制度尚未完全泯滅官員的良知。在週五、沈鮑洪二人供出殺人真相之後，江蘇地方當局並沒有包庇原審官員、掩蓋真相、棄冤死者的冤情於不顧。兩江總督劉坤一立即奏請將胡金傳暫行革職，歸案訊問，又致信已經升任兩淮鹽運使的洪汝奎前來江寧協助調查。由於劉坤一認為洪汝奎只是受到胡金傳的矇蔽，並非有心製造冤獄，北京的御史又對劉坤一提出彈劾，認為“此案曲學如、僧紹宗之死，由洪汝奎鍛鍊而成。該督上下其詞，顯欲卸罪胡金傳一人，意存偏縱”。我們知道，歷代中，清代的臺諫系統是最為軟弱的，但御史的設定，畢竟對行政官的權力構成了一定的制衡，也使得清朝的行政與司法有了一些微弱的自我糾錯功能。
在朝野輿論的壓力下，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八，清廷諭令刑部侍郞薛允升赴江寧徹查三牌樓命案。薛允升是專業的司法官，他到達江寧後，為保證獨立性，謝絕了地方官接待，閉門查案，調閱案卷，提審案犯、證人，一一剖清案情疑點，最後證實三牌樓命案確係週五、沈鮑洪所為，鐵證如山，再無疑問。薛允升即回京城覆命。
次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寧方面奉上諭，判週五、胡金傳斬立決，判沈鮑洪絞立決；洪汝奎與嚴坤革職，發配充軍；沈葆楨因已去世，免議其罪；其他負有責任的官員也分別交部議處。
三牌樓命案至此真正結案。卻不知冤死的紹宗、曲學如地下能否瞑目？
光緒三年十二月初十，隆冬時節。有人在南京三牌樓的雪地上發現了一具無名男屍，趕緊報案。經上元縣知縣的初步勘驗，死者身上有多處刀傷，髮辮被砍斷，現場還遺有一把篾刀。顯然，這是一起殺人命案。
由於死者身份不明，兇手不知所終，兩江總督沈葆楨便飭令營務處的洪汝奎負責破案。洪汝奎領命，安排他的手下、緝捕委員胡金傳偵查、訪拿殺人兇手。數日後，胡金傳逮捕了妙耳山的僧人紹宗、火夫張克友與屠戶曲學如三人，稱他們就是三牌樓命案的兇犯。胡金傳還帶來一個叫做小庚的瓜子小販，說他是目擊證人，初九夜裡在三牌樓看到死者躺在雪地上，旁邊還站著三個人，正是紹宗、張克友與曲學如，其中一人還惡狠狠警告小庚莫要多管閒事。
洪汝奎當即委派候補知縣嚴坤、胡金傳同堂審訊嫌犯。經嚴刑拷打，紹宗、張克友、曲學如供稱，三人因為貧困圖財，合謀殺死了販豬的外鄉人薛春芳，篾刀是張克友用過的兇器。
看來這起命案似乎已經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緝捕委員胡金傳破案堪稱神速。按照程式，案子最後上報到兩江總督沈葆楨那裡，沈葆楨作出批示：將“兇手”紹宗、曲學如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張克友因為先行認罪，得免一死，被割去右耳，刺字遞迴原籍。
時為光緒四年二月中旬，一起驚動了總督大人的人命案，從發現到結案，前後只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從疑犯認罪到正法伏誅，則不過數日時間。
在喧囂的南京城，三牌樓命案曾經引起街頭巷尾的議論，並上了《申報》的版面。但結案之後，慢慢便被人們遺忘了。
直到數年之後，光緒七年閏七月，金陵保甲局抓到一名叫做李大鳳的竊賊，這竊賊為立功減刑，供出幾年前他的表弟朱彪被週五、沈鮑洪合謀殺害的情節。官府立即緝拿周、沈歸案，分別訊問，二人供出的結果讓辦案的官員大吃一驚：週五、沈鮑洪合謀殺人的時間、地點、情節，都跟光緒三年的三牌樓命案高度相似。
莫非四年前那個被殺害的所謂“薛春芳”，與本案受害者朱彪是同一個人？換言之，四年前伏法的紹宗、曲學如原來是被冤殺的？
這時候，曲學如的家族也糾合了五十餘人，跑到兩江總督衙門上訪，稱曲學如當年是含冤而死的。此時的兩江總督已換成劉坤一，他委派了江寧布政使梁肇煌、鹽巡道德壽、江寧知府趙佑宸等官員審理案件。經提審案犯、補傳證人、隔離嚴鞫，這起發生在四年前的三牌樓命案的真相，終於撥雲見日，顯露出來：原來，朱彪與週五、沈鮑洪素來相識，因為朱彪誘姦了週五拐來的女子劉王氏，又與沈鮑洪誘拐來的妻子趙高氏通姦，周、沈二人心中氣憤，便在光緒三年十二月初九三更時分，將朱彪騙到三牌樓雪地上砍死。次日被人發現的死者“薛春芳”，其實就是朱彪。
四年前，領命訪拿兇手的緝捕委員胡金傳急於破案，又苦無線索，便指使瓜子小販小庚指證紹宗、張克友、曲學如三人為殺人兇手。三個人熬不過官府的嚴刑，只好畫押認罪，虛構了殺人的情節，胡扯出一個“薛春芳”的人名。
三個無辜的草民，莫名其妙地被認定為殺人兇手，竟毫無辦法洗雪自己的冤情。這樣的司法機制，何其荒謬！細細究來，我們會發現大清國的司法制度中存在著致命的缺陷：首先，緝捕委員居然可以參與司法審判，這是典型的“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清朝的這一制度設計，遠不如宋代司法制度合理，在宋代，緝捕官不可以參與推勘，他們的責任只是抓捕到犯罪嫌疑人，至於嫌犯是不是真的有罪，該判什麼刑，他們是不允許插手的。
其次，清代司法雖然設定了一套繁複的複審程式，一宗命案經縣衙初審後，還要知府、按察司、督撫複審，最後還需要中央刑部複核，但實際上，複審的程式往往只是走過場，形同虛設。比如三牌樓命案，其實只經過嚴坤、胡金傳兩級審訊，其他負有複審責任的機構，只是在結案報告上掛個名而已。案子上報到兩江總督那裡，沈葆楨也沒有複審，便飭令將案犯就地正法。
再次，即使層層走完複審的程式，也未必能夠及時發現冤情，因為清代的地方不設專職的司法機關，更無專業的司法官，一起刑案的複審，通常是督撫委派行政官員負責審訊，甚至連營務處這樣的軍事機構也參與審判。這些非專業“法官”缺乏司法訓練，難免“葫蘆僧斷葫蘆案”。這又是不及宋朝的地方，宋代的州一級，一般均置三個法院：當置司、州院與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設左右院，即有五個法院；每一個法院都配置若干專業的法官，叫錄事參軍、司錄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
最後，清代對死刑犯的處決，按正常程式需經刑部核准，但在晚清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地方督撫獲得了“就地正法”的權力，可以繞過刑部，先斬後奏。“就地正法”雖然有利於地方當局組織“嚴打”，維持秩序，但也給濫殺無辜開了方便之門。儘管我們不應對刑部複核的程式抱太高期望，但三牌樓命案中的紹宗、曲學如顯然就是死在“就地正法”的制度上。當時的《申報》評論說：“苟由地方官，則諮題候覆，然後行刑，斷無訊定之日去正法不過數日之理。”
所幸清朝的司法制度尚未完全泯滅官員的良知。在週五、沈鮑洪二人供出殺人真相之後，江蘇地方當局並沒有包庇原審官員、掩蓋真相、棄冤死者的冤情於不顧。兩江總督劉坤一立即奏請將胡金傳暫行革職，歸案訊問，又致信已經升任兩淮鹽運使的洪汝奎前來江寧協助調查。由於劉坤一認為洪汝奎只是受到胡金傳的矇蔽，並非有心製造冤獄，北京的御史又對劉坤一提出彈劾，認為“此案曲學如、僧紹宗之死，由洪汝奎鍛鍊而成。該督上下其詞，顯欲卸罪胡金傳一人，意存偏縱”。我們知道，歷代中，清代的臺諫系統是最為軟弱的，但御史的設定，畢竟對行政官的權力構成了一定的制衡，也使得清朝的行政與司法有了一些微弱的自我糾錯功能。
在朝野輿論的壓力下，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八，清廷諭令刑部侍郞薛允升赴江寧徹查三牌樓命案。薛允升是專業的司法官，他到達江寧後，為保證獨立性，謝絕了地方官接待，閉門查案，調閱案卷，提審案犯、證人，一一剖清案情疑點，最後證實三牌樓命案確係週五、沈鮑洪所為，鐵證如山，再無疑問。薛允升即回京城覆命。
次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寧方面奉上諭，判週五、胡金傳斬立決，判沈鮑洪絞立決；洪汝奎與嚴坤革職，發配充軍；沈葆楨因已去世，免議其罪；其他負有責任的官員也分別交部議處。
三牌樓命案至此真正結案。卻不知冤死的紹宗、曲學如地下能否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