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 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核心是人物的思想性格，人物形象的描寫方法有：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寫，心理描寫，神態描寫。人物描寫的角度有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 故事情節（故事情節是指作品所描寫的事件發展，演變的全過程，故事情節的結構：（序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 環境描寫（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活動的環境和事情發生的背景作描寫。環境描寫分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活動的時間，地點，季節，氣候及花草鳥蟲的描寫。社會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活動的具體背景，處所，氛圍以及人際關係等作描寫。） 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 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分析，不外乎小說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小說內部因素主要指小說文體和小說型別。小說文體不同於詩賦、散文和戲曲，它在敘事的層面上與史傳十分接近，但文體仍然有別。白話小說文體自宋元以來已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要求小說家在創作時必須順應它的種種規則。劉勰《文心雕龍》講“定勢”，曹丕《典論·論文》講“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都是強調文體不同，表現方式和風格也就不同。清代小說上承明代，它在文體上有所發展，也是在前代敘事經驗的基礎上發展的。小說文體是相對於文學別的門類而言的，在小說文體內部，還有型別之別。這裡應當特別地說明一下，作為文學範疇的“型別”，決不只是由題材來劃分的，我們說“講史”、“神魔”、“人情”等等，很容易令人誤解為僅僅是題材的區別；題材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它同時還包含有體裁(長篇和短篇)、主題和敘事風格等等因素。比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和《說岳全傳》都是寫岳飛抗金，但前者是“講史”，後者卻是“英雄傳奇”。型別是小說創作傳統所形成的文學規範，小說家在創作時不能不受其影響，誰也不能徹底擺脫寫作傳統所固有的慣性張力，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是作品所屬型別中的最新成果，或者是傳統型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異，變異可能成為新的型別，但它仍然含有舊的型別的基因。 影響小說發展的外部因素指的是小說創作的環境因素，如政治、經濟、宗教、倫理以及文學的其他門類如說唱、戲曲等等。外部環境因素對小說創作的影響，有許多論著專門論述這個問題，這裡似乎不必多談。但我想要強調的是，在封建文化專制比較嚴苛的時代，政治因素起的作用就很大。明末時事政治小說十分活躍，入清以後，這個型別仍有強勁的活力，但其主題卻發生了根本變化，明清鼎革成為主要話題。隨著“文字獄”的文網收緊，這個型別很快就銷聲匿跡。就是寫世情和家庭生活的作品，也儘可能將故事背景虛化，以避免有譏刺現實之嫌。乾隆年間有人用白話譯述《聊齋志異》的若干作品，就將原作的清初背景都改作了前朝。 所有小說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更不可能各自孤立地決定小說的面貌，所有這些因素都要聚集於小說創作主體，也就是小說家身上。小說家作為社會的具體成員，他必定出身在一個具體時代，出身在當時社會結構中的某一階級、某一家族和家庭之中，他的社會地位、經歷以及他受到的教育必定影響到他的社會立場、生活態度、審美觀念以及藝術創造能力，而這些對於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可以說，小說家對於小說發展的歷史是有決定意義的。歷史是由一系列彼此關係錯綜複雜而有時間連續性的事件所組成的，而決定歷史發展的卻是人的活動。小說史作為整個歷史的一個側面，也概莫能外。從事小說創作的人的綜合素質決定著小說的質量，一個時代的創作群體的整體素質自然也決定著這個時代的小說面貌。中國白話小說的初期形態在敦煌石室所藏的話本小說文字上可以看到。那些作品寫於唐末五代或北宋初年，由是可知白話小說的出現是很早的了。可是從北宋到南宋，到元代，白話小說長時間地處於一種樸拙的狀態，在藝術上沒有多大長進。這是為什麼呢？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白話小說的作者。在由宋至元的漫長曆史時期中，參與白話小說寫作的基本上是“說話”圈子中所謂“書會才人”，或者是書坊主人及其相關之人。他們也許諳熟“說話”伎藝，但對於作為書面文學的小說敘事並不擅長，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文化修養遠不及從事詩文創作計程車大夫文人，因而他們只能將十分受聽眾歡迎的“說話”節目進行記錄加工。“說話”是口頭表演藝術，“說話”人的臨場繪聲繪色的表演與小說敘事完全是兩回事，“說話”表演可能十分動人，但記錄成文字則可能令人不堪卒讀。南宋和元代的“說話”，據《東京夢華錄》等文獻記載已十分繁榮，在伎藝上已達到相當成熟的境地；但我們見到的元代平話的藝術水準有極大反差，癥結就在於作家駕馭文字的功力不行，也缺乏謀篇佈局的機心。這種狀態一直到明代嘉靖以後才有根本的改變。導致這種變化的是小說創作群體的文學素質的提升。而要讓文人參與通俗小說的創作與批評，首先就要轉變傳統觀念對通俗小說鄙夷不屑的態度。這個在文化上歷史性的轉變，是由王陽明心學促成的。王陽明有一個著名的“親民論”，他認為人皆有良知，無論是聖人還是愚夫愚婦，無論士、農，還是工、商，都有良知良能，“親民”就是要讓天下人都能“明德”，因此他們要為社會大眾立教。既然以化俗為己任，那麼就必須採用俗人所能接受的教化方式，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這樣，通俗小說便被選擇成為了化俗的工具之一。嘉靖以後的文人如李贄、袁宏道、謝肇淛、馮夢龍、凌濛初等涉足於小說創作與批評，乃是時代思潮使然。正是由於有這樣一批高水平文人的參與，通俗小說才產生了一批雅俗共賞的不朽之作，一躍而登上被詩文所壟斷的傳統文壇。到了清代嘉慶年間，文人大多被乾嘉學術吸引過去，小說家群體頓然萎縮，有的作者受時代思潮的影響，竟把小說當作炫耀學問的工具，小說從高峰跌入低谷。直至清末，一批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影響的革命家、改良派和專業編輯、記者們積極從事小說創作，小說才走出低谷，成為一時之盛。從上述小說歷史發展的事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小說傳統等諸多因素都是透過小說創作主體而發生作用的，決定小說創作面貌、作品風格、思想傾向、藝術水準的關鍵因素當然是小說家。所以，我們在敘述小說歷史的時候，作品文字固然是分析評論的主要物件，但創作主體――小說家的因素在觀念中應當擺在核心的位置。
小說的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 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核心是人物的思想性格，人物形象的描寫方法有：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寫，心理描寫，神態描寫。人物描寫的角度有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 故事情節（故事情節是指作品所描寫的事件發展，演變的全過程，故事情節的結構：（序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 環境描寫（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活動的環境和事情發生的背景作描寫。環境描寫分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活動的時間，地點，季節，氣候及花草鳥蟲的描寫。社會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活動的具體背景，處所，氛圍以及人際關係等作描寫。） 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 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分析，不外乎小說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小說內部因素主要指小說文體和小說型別。小說文體不同於詩賦、散文和戲曲，它在敘事的層面上與史傳十分接近，但文體仍然有別。白話小說文體自宋元以來已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要求小說家在創作時必須順應它的種種規則。劉勰《文心雕龍》講“定勢”，曹丕《典論·論文》講“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都是強調文體不同，表現方式和風格也就不同。清代小說上承明代，它在文體上有所發展，也是在前代敘事經驗的基礎上發展的。小說文體是相對於文學別的門類而言的，在小說文體內部，還有型別之別。這裡應當特別地說明一下，作為文學範疇的“型別”，決不只是由題材來劃分的，我們說“講史”、“神魔”、“人情”等等，很容易令人誤解為僅僅是題材的區別；題材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它同時還包含有體裁(長篇和短篇)、主題和敘事風格等等因素。比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和《說岳全傳》都是寫岳飛抗金，但前者是“講史”，後者卻是“英雄傳奇”。型別是小說創作傳統所形成的文學規範，小說家在創作時不能不受其影響，誰也不能徹底擺脫寫作傳統所固有的慣性張力，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是作品所屬型別中的最新成果，或者是傳統型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異，變異可能成為新的型別，但它仍然含有舊的型別的基因。 影響小說發展的外部因素指的是小說創作的環境因素，如政治、經濟、宗教、倫理以及文學的其他門類如說唱、戲曲等等。外部環境因素對小說創作的影響，有許多論著專門論述這個問題，這裡似乎不必多談。但我想要強調的是，在封建文化專制比較嚴苛的時代，政治因素起的作用就很大。明末時事政治小說十分活躍，入清以後，這個型別仍有強勁的活力，但其主題卻發生了根本變化，明清鼎革成為主要話題。隨著“文字獄”的文網收緊，這個型別很快就銷聲匿跡。就是寫世情和家庭生活的作品，也儘可能將故事背景虛化，以避免有譏刺現實之嫌。乾隆年間有人用白話譯述《聊齋志異》的若干作品，就將原作的清初背景都改作了前朝。 所有小說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更不可能各自孤立地決定小說的面貌，所有這些因素都要聚集於小說創作主體，也就是小說家身上。小說家作為社會的具體成員，他必定出身在一個具體時代，出身在當時社會結構中的某一階級、某一家族和家庭之中，他的社會地位、經歷以及他受到的教育必定影響到他的社會立場、生活態度、審美觀念以及藝術創造能力，而這些對於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可以說，小說家對於小說發展的歷史是有決定意義的。歷史是由一系列彼此關係錯綜複雜而有時間連續性的事件所組成的，而決定歷史發展的卻是人的活動。小說史作為整個歷史的一個側面，也概莫能外。從事小說創作的人的綜合素質決定著小說的質量，一個時代的創作群體的整體素質自然也決定著這個時代的小說面貌。中國白話小說的初期形態在敦煌石室所藏的話本小說文字上可以看到。那些作品寫於唐末五代或北宋初年，由是可知白話小說的出現是很早的了。可是從北宋到南宋，到元代，白話小說長時間地處於一種樸拙的狀態，在藝術上沒有多大長進。這是為什麼呢？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白話小說的作者。在由宋至元的漫長曆史時期中，參與白話小說寫作的基本上是“說話”圈子中所謂“書會才人”，或者是書坊主人及其相關之人。他們也許諳熟“說話”伎藝，但對於作為書面文學的小說敘事並不擅長，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文化修養遠不及從事詩文創作計程車大夫文人，因而他們只能將十分受聽眾歡迎的“說話”節目進行記錄加工。“說話”是口頭表演藝術，“說話”人的臨場繪聲繪色的表演與小說敘事完全是兩回事，“說話”表演可能十分動人，但記錄成文字則可能令人不堪卒讀。南宋和元代的“說話”，據《東京夢華錄》等文獻記載已十分繁榮，在伎藝上已達到相當成熟的境地；但我們見到的元代平話的藝術水準有極大反差，癥結就在於作家駕馭文字的功力不行，也缺乏謀篇佈局的機心。這種狀態一直到明代嘉靖以後才有根本的改變。導致這種變化的是小說創作群體的文學素質的提升。而要讓文人參與通俗小說的創作與批評，首先就要轉變傳統觀念對通俗小說鄙夷不屑的態度。這個在文化上歷史性的轉變，是由王陽明心學促成的。王陽明有一個著名的“親民論”，他認為人皆有良知，無論是聖人還是愚夫愚婦，無論士、農，還是工、商，都有良知良能，“親民”就是要讓天下人都能“明德”，因此他們要為社會大眾立教。既然以化俗為己任，那麼就必須採用俗人所能接受的教化方式，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這樣，通俗小說便被選擇成為了化俗的工具之一。嘉靖以後的文人如李贄、袁宏道、謝肇淛、馮夢龍、凌濛初等涉足於小說創作與批評，乃是時代思潮使然。正是由於有這樣一批高水平文人的參與，通俗小說才產生了一批雅俗共賞的不朽之作，一躍而登上被詩文所壟斷的傳統文壇。到了清代嘉慶年間，文人大多被乾嘉學術吸引過去，小說家群體頓然萎縮，有的作者受時代思潮的影響，竟把小說當作炫耀學問的工具，小說從高峰跌入低谷。直至清末，一批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影響的革命家、改良派和專業編輯、記者們積極從事小說創作，小說才走出低谷，成為一時之盛。從上述小說歷史發展的事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小說傳統等諸多因素都是透過小說創作主體而發生作用的，決定小說創作面貌、作品風格、思想傾向、藝術水準的關鍵因素當然是小說家。所以，我們在敘述小說歷史的時候，作品文字固然是分析評論的主要物件，但創作主體――小說家的因素在觀念中應當擺在核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