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
歷史上的梁山起義
宋江與梁山泊
宋代梁山泊周圍的農民和漁民曾進行過無數次的反抗官府壓迫和剝削的武裝鬥爭，宋江起義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次。宋江起義發生於北宋末年宣和年間，激起農民起義的導火線是北宋設定的“西城括田所”。宋徽宗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於政和元年（1111年）設立這一機構，專事搜刮。梁山泊原為很小的湖泊，因黃河決口使許多原來的小湖泊與之匯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許多破產農民以及一些逃犯據此為生。但“西城括田所”將整個梁山泊收為“公有”，規定凡入湖捕魚、採藕、割蒲，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犯禁者以盜賊論處。農民和漁民交不起沉重的賦稅，不得已鋌而走險，憑藉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武裝聚集，抗租抗稅，阻殺官兵。因此，梁山泊就成了農民武裝起義的據點。
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最初即以梁山泊為據點，“結寨於此”（《宋史·蒲宗孟傳》），“山下有分贓臺，置石座三十六所”（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宋江等人在這裡共堅持了四五年的鬥爭，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佈起義，隨後離開梁山泊，轉戰於青、齊、濮各州之間，官府也才開始注意到這支起義軍的存在，並下令“（京）東、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撫山東盜宋江”（《皇宋十朝綱要》）。
宋江起義規模到底有多大，從有關史書如《宋史·侯蒙傳》、《宣和遺事》等載，只有36人。據郎瑛《七修類稿》載，這36人為：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近人餘嘉錫對此有過詳細的考證。作為一次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僅此36人就“橫行齊、魏”，官兵數萬人不能抵抗，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辦到的。據此有人認為這36人可能是起義軍大小領袖的總數，也就是說與宋江一起舉事起義的，可能是三十六條好漢，後來每一個好漢統率一支部隊，但為了方便起見，仍以36人名字稱呼，這種解釋倒也合理。那麼，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到底有多少人？由於史無記載，確切數字無法統計，大致有數千人的隊伍。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有三十六位英雄，為何到了《水滸傳》卻變成一百零八位呢？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得明白：“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這才有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漢之說。羅貫中在寫小說有感於宋江起義有“替天行道”之言，對於當時那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才將梁山36位英雄寫成108位，小說自是小說，萬不能當成歷史來對待。
宋江的結局
宣和元年宋江正式起義後，不久便離開了梁山泊，轉戰山東、河北、河南之間，“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領起義軍由沭陽乘船到海州（今連雲港），海州知州張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輕兵臨海挑戰，引誘起義軍棄船登陸。義軍登陸後，旋遭伏兵包圍，張叔夜派兵燒了義軍的船隻。起義軍陷入重圍，退路已斷，損失慘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率眾投降了宋朝官兵，並接受朝廷的招安，成為宋軍中的一員。
宋江接受招安以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關於這一問題史學界爭論頗大，主要圍繞宋江有沒有去徵方臘的問題展開。
方臘起義是與宋江起義幾乎同時發生的一次農民起義，從起義規模上講要比宋江起義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關於宋江投降後被宋朝派去鎮壓方臘一事，史書中有明確記載，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楊仲良的《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都明確記載宋江投降後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宋江從農民起義領袖變成了屠殺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可存）墓誌銘》，這就是史學界都知道的《折可存墓誌銘》。墓誌銘中明確記載宋江未去徵方臘，折可存是在徵方臘勝利後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學界爭論不休。就史書記載來看，當時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學家，基本上是當時人寫當代史，宋江投降、徵方臘都屬於當時重大歷史事件，記載自不會有誤，反倒是折可存墓誌銘記載可能會失真。因此，我們認為宋江的確是投降了，並充當了宋朝的馬前卒，參與鎮壓了方臘農民起義。
宋江與《水滸傳》
有宋三百多年，大大小小爆發的農民起義有幾百次之多，這是歷朝歷代都不曾有過的。但宋代的農民起義終未形成全國性規模，活動範圍只限於一隅，參加的人數也有限，持續的時間很短，長者幾年，短者數月，加之宋代統治者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所以宋代的農民起義未能成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在宋代幾百次的農民起義中，宋江領導的梁山泊農民起義不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上講，基本上算是較小的一次。
有的。
歷史上的梁山起義
宋江與梁山泊
宋代梁山泊周圍的農民和漁民曾進行過無數次的反抗官府壓迫和剝削的武裝鬥爭，宋江起義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次。宋江起義發生於北宋末年宣和年間，激起農民起義的導火線是北宋設定的“西城括田所”。宋徽宗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於政和元年（1111年）設立這一機構，專事搜刮。梁山泊原為很小的湖泊，因黃河決口使許多原來的小湖泊與之匯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許多破產農民以及一些逃犯據此為生。但“西城括田所”將整個梁山泊收為“公有”，規定凡入湖捕魚、採藕、割蒲，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犯禁者以盜賊論處。農民和漁民交不起沉重的賦稅，不得已鋌而走險，憑藉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武裝聚集，抗租抗稅，阻殺官兵。因此，梁山泊就成了農民武裝起義的據點。
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最初即以梁山泊為據點，“結寨於此”（《宋史·蒲宗孟傳》），“山下有分贓臺，置石座三十六所”（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宋江等人在這裡共堅持了四五年的鬥爭，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佈起義，隨後離開梁山泊，轉戰於青、齊、濮各州之間，官府也才開始注意到這支起義軍的存在，並下令“（京）東、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撫山東盜宋江”（《皇宋十朝綱要》）。
宋江起義規模到底有多大，從有關史書如《宋史·侯蒙傳》、《宣和遺事》等載，只有36人。據郎瑛《七修類稿》載，這36人為：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近人餘嘉錫對此有過詳細的考證。作為一次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僅此36人就“橫行齊、魏”，官兵數萬人不能抵抗，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辦到的。據此有人認為這36人可能是起義軍大小領袖的總數，也就是說與宋江一起舉事起義的，可能是三十六條好漢，後來每一個好漢統率一支部隊，但為了方便起見，仍以36人名字稱呼，這種解釋倒也合理。那麼，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到底有多少人？由於史無記載，確切數字無法統計，大致有數千人的隊伍。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有三十六位英雄，為何到了《水滸傳》卻變成一百零八位呢？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得明白：“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這才有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漢之說。羅貫中在寫小說有感於宋江起義有“替天行道”之言，對於當時那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才將梁山36位英雄寫成108位，小說自是小說，萬不能當成歷史來對待。
宋江的結局
宣和元年宋江正式起義後，不久便離開了梁山泊，轉戰山東、河北、河南之間，“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領起義軍由沭陽乘船到海州（今連雲港），海州知州張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輕兵臨海挑戰，引誘起義軍棄船登陸。義軍登陸後，旋遭伏兵包圍，張叔夜派兵燒了義軍的船隻。起義軍陷入重圍，退路已斷，損失慘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率眾投降了宋朝官兵，並接受朝廷的招安，成為宋軍中的一員。
宋江接受招安以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關於這一問題史學界爭論頗大，主要圍繞宋江有沒有去徵方臘的問題展開。
方臘起義是與宋江起義幾乎同時發生的一次農民起義，從起義規模上講要比宋江起義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關於宋江投降後被宋朝派去鎮壓方臘一事，史書中有明確記載，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楊仲良的《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都明確記載宋江投降後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宋江從農民起義領袖變成了屠殺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可存）墓誌銘》，這就是史學界都知道的《折可存墓誌銘》。墓誌銘中明確記載宋江未去徵方臘，折可存是在徵方臘勝利後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學界爭論不休。就史書記載來看，當時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學家，基本上是當時人寫當代史，宋江投降、徵方臘都屬於當時重大歷史事件，記載自不會有誤，反倒是折可存墓誌銘記載可能會失真。因此，我們認為宋江的確是投降了，並充當了宋朝的馬前卒，參與鎮壓了方臘農民起義。
宋江與《水滸傳》
有宋三百多年，大大小小爆發的農民起義有幾百次之多，這是歷朝歷代都不曾有過的。但宋代的農民起義終未形成全國性規模，活動範圍只限於一隅，參加的人數也有限，持續的時間很短，長者幾年，短者數月，加之宋代統治者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所以宋代的農民起義未能成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在宋代幾百次的農民起義中，宋江領導的梁山泊農民起義不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上講，基本上算是較小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