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特指有學問有修養的人。 君，原指古代國家最高統治者，俗稱君主。君子，原本是國君之子的意思。根據古代宗法制度要求，國君之子（嫡長子）從小就要進行理想和人格的規範教育，所以自然成為個人修養上的楷模。後來，君子一詞便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學問修養極高之人的統稱。（見於易中天《百家講壇》——《先秦諸子》） 君子的道德品質： 君子者 權重者不媚之 勢盛者不附之 傾城者不奉之 貌惡者不諱之 強者不畏之 弱者不欺之 從善者友之 好惡者棄之 長則尊之 幼則庇之 為民者安其居 為官者司其職 窮不失義 達不離道 此君子行事之準 孟子曰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一詞的起源和演化： 君子一詞早在《易經》（傳說為周文王所著）中就已出現了，但是被全面引用最後上升到士大夫及讀書人的道德品質是自孔子始的，並且被以後的儒家學派不斷完善，成為華人的道德典範。 在《大學》有“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中的“君子”應解釋為“君王”，還有類似的章句，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也是如此。可見，先秦的君子是有“君主”之意的。 在論語中也對君子的描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 “義”就是“宜”，也就是說，君子走的始終是一條適宜的正路。而小人則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驅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根據易中天教授所說，在宗法制度下，正妻的第一個孩子叫嫡長子，第二個孩子叫次子；妾的孩子叫庶子。由長子形成的家庭體系叫大宗，大宗的長子方可叫君，諸候之君叫國君，大夫之君叫家君，如果是天之子就叫天子，公之子就是公子，君之子就是君子。大宗裡的男性就簡稱君子。其餘由諸如次子和庶子組成的家庭體系就叫小宗，小宗裡的這些男性就簡稱小人。 古人認為修養高的人必定地位高，比如大宗裡的人從小就有條件接受良好的教育，無論是禮儀、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著相對高的素質和修養，聽音樂也要聽高雅音樂；而地位低的人一般沒條件接受好的教育，自然只能聽街頭的流行音樂。這種素質和修養的差別自然影響到人的道德水準。 孔子首次在他的學說中就將君子和小人的含義增加了道德因素，雖然增加了道德因素，但宗法制度的前提並沒有改變。如他有一句話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則不遜，遠則怨。”現在一般理解為：唯有女人和小人是難以對待的，和他們關係親近，他們就不尊重你；和他們關係疏遠，他們又會抱怨。如果放在宗法環境下來理解，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理解：這裡的女人和小人是小宗裡的人，他們和大宗同屬一個大家庭，在一個大家庭裡，雖然分了大宗和小宗，但必竟是一家人，所以處理和小宗的人的關係就很難，和他們親近，他們就會有非分之想，想獲得和大宗的人一樣的待遇，疏遠他們，他們又會抱怨不把他們當一家人看。可見這句話的要點在一個“難”字上。 對君子的論述，孔子還曾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講得比較 廣泛，只是講言行中各個方面的總的原則。 曾參則進入了更具體的要求。他說：“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長而忘之，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韓詩外傳集釋》)另外，《曾子立事》篇還有大量的對君子的嚴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往，亦可謂知矣。”又說：“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忄冒 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顯然，曾參對君子的定義大大地具體化和嚴格化，雖然並未超出“九思”的範圍要求。在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這種師徒相承的樣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於曾參學派對“君子”的要求過分嚴厲，所以有時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還說：“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這種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態度，雖其要求基本上還是在儒家的範圍之中，但用道家的邏輯來要求君子，其消極避讓的傾向已很明顯。這種傾向，也許是曾參當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發展，形同其他許多人能參與其中的事情一樣，進行到一定程度之後，便會出現自身難以把握的變形。曾參對君子修養的要求中 。 後世儒家對“君子”做了更多的規範和要求，比如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 第二、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 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 第四、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 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論語》說：「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以行。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所以一個君子說話必定有其道理，他們會要求自己謹言慎行，凡事講求合乎禮儀、不隨便，每當有所行動，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謂不妄動，動必有道。 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謠言止於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禮勿言，守口如瓶，不說空話，不講不實在的話。但在該說的時候也必定會說，因為應說而不說，有失於人；不應說而說，則是失言。要做個君子，必須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義的話，慈悲的話，正義的話。所以君子不徒用語言，說話必定有理。 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古有名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貞婦愛色，納之以禮。」君子相當愛惜自己的名譽，對於慾望有所節制，不會貪取妄求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會以苟且心態妄想獲利，更不會落井下石，謀求私人利益，豪取強奪。一個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為了國家、為了社會、為了正義，必定是為民求利，代眾生而求。 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如果是一個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會隨便，凡事他都會經過再三的考慮：這個行為會傷害到他人嗎？這件事情會對別人不利嗎？想清楚了，他才會有所行動。所以君子的行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說一個修行人，其言行必須合乎「八正道」，所謂八正道，就是要講真實的語言、要起正直的念頭，要說正直的話、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處事，如果能以八正道為原則，也不會有差錯。
君子：特指有學問有修養的人。 君，原指古代國家最高統治者，俗稱君主。君子，原本是國君之子的意思。根據古代宗法制度要求，國君之子（嫡長子）從小就要進行理想和人格的規範教育，所以自然成為個人修養上的楷模。後來，君子一詞便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學問修養極高之人的統稱。（見於易中天《百家講壇》——《先秦諸子》） 君子的道德品質： 君子者 權重者不媚之 勢盛者不附之 傾城者不奉之 貌惡者不諱之 強者不畏之 弱者不欺之 從善者友之 好惡者棄之 長則尊之 幼則庇之 為民者安其居 為官者司其職 窮不失義 達不離道 此君子行事之準 孟子曰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一詞的起源和演化： 君子一詞早在《易經》（傳說為周文王所著）中就已出現了，但是被全面引用最後上升到士大夫及讀書人的道德品質是自孔子始的，並且被以後的儒家學派不斷完善，成為華人的道德典範。 在《大學》有“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中的“君子”應解釋為“君王”，還有類似的章句，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也是如此。可見，先秦的君子是有“君主”之意的。 在論語中也對君子的描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 “義”就是“宜”，也就是說，君子走的始終是一條適宜的正路。而小人則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驅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根據易中天教授所說，在宗法制度下，正妻的第一個孩子叫嫡長子，第二個孩子叫次子；妾的孩子叫庶子。由長子形成的家庭體系叫大宗，大宗的長子方可叫君，諸候之君叫國君，大夫之君叫家君，如果是天之子就叫天子，公之子就是公子，君之子就是君子。大宗裡的男性就簡稱君子。其餘由諸如次子和庶子組成的家庭體系就叫小宗，小宗裡的這些男性就簡稱小人。 古人認為修養高的人必定地位高，比如大宗裡的人從小就有條件接受良好的教育，無論是禮儀、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著相對高的素質和修養，聽音樂也要聽高雅音樂；而地位低的人一般沒條件接受好的教育，自然只能聽街頭的流行音樂。這種素質和修養的差別自然影響到人的道德水準。 孔子首次在他的學說中就將君子和小人的含義增加了道德因素，雖然增加了道德因素，但宗法制度的前提並沒有改變。如他有一句話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則不遜，遠則怨。”現在一般理解為：唯有女人和小人是難以對待的，和他們關係親近，他們就不尊重你；和他們關係疏遠，他們又會抱怨。如果放在宗法環境下來理解，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理解：這裡的女人和小人是小宗裡的人，他們和大宗同屬一個大家庭，在一個大家庭裡，雖然分了大宗和小宗，但必竟是一家人，所以處理和小宗的人的關係就很難，和他們親近，他們就會有非分之想，想獲得和大宗的人一樣的待遇，疏遠他們，他們又會抱怨不把他們當一家人看。可見這句話的要點在一個“難”字上。 對君子的論述，孔子還曾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講得比較 廣泛，只是講言行中各個方面的總的原則。 曾參則進入了更具體的要求。他說：“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長而忘之，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韓詩外傳集釋》)另外，《曾子立事》篇還有大量的對君子的嚴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往，亦可謂知矣。”又說：“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忄冒 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顯然，曾參對君子的定義大大地具體化和嚴格化，雖然並未超出“九思”的範圍要求。在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這種師徒相承的樣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於曾參學派對“君子”的要求過分嚴厲，所以有時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還說：“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這種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態度，雖其要求基本上還是在儒家的範圍之中，但用道家的邏輯來要求君子，其消極避讓的傾向已很明顯。這種傾向，也許是曾參當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發展，形同其他許多人能參與其中的事情一樣，進行到一定程度之後，便會出現自身難以把握的變形。曾參對君子修養的要求中 。 後世儒家對“君子”做了更多的規範和要求，比如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 第二、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 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 第四、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 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論語》說：「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以行。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所以一個君子說話必定有其道理，他們會要求自己謹言慎行，凡事講求合乎禮儀、不隨便，每當有所行動，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謂不妄動，動必有道。 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謠言止於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禮勿言，守口如瓶，不說空話，不講不實在的話。但在該說的時候也必定會說，因為應說而不說，有失於人；不應說而說，則是失言。要做個君子，必須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義的話，慈悲的話，正義的話。所以君子不徒用語言，說話必定有理。 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古有名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貞婦愛色，納之以禮。」君子相當愛惜自己的名譽，對於慾望有所節制，不會貪取妄求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會以苟且心態妄想獲利，更不會落井下石，謀求私人利益，豪取強奪。一個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為了國家、為了社會、為了正義，必定是為民求利，代眾生而求。 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如果是一個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會隨便，凡事他都會經過再三的考慮：這個行為會傷害到他人嗎？這件事情會對別人不利嗎？想清楚了，他才會有所行動。所以君子的行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說一個修行人，其言行必須合乎「八正道」，所謂八正道，就是要講真實的語言、要起正直的念頭，要說正直的話、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處事，如果能以八正道為原則，也不會有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