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代表，豫商文化則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具有悠久綿長的歷史，文化成果燦爛輝煌，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豫商作為中國商業文化的真正源頭，相比較其他的商幫文化，豫商文化在歷史上有著自己獨特的特性。
19世紀德國曆史學家李希霍芬曾經說過：“有兩個公認的最聰明的民族，同時也是最善於經商的民族，一個是猶太民族，一個是中華民族。”猶太商人作為世界商人靠的是猶太民族獨特的經商價值理念，如善於談判、厚利適銷等，從而在世界商業舞臺上劃出了一片璀璨的星空。華商是由諸多的商幫組成的，這其中就包括豫商、晉商、徽商等。豫商的商業特性和價值觀與其他的商幫文化也有根本的不同，例如：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賈”（山西常氏家訓），全心做生意，從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賺錢；徽商重官不重錢，有極重的“官本位”思想，追逐財富只是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從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而豫商將儒家文化與商業結合起來，往往處變不驚、深藏不露，克服了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尊儒黜商”的傳統觀念，推崇文化，相容幷蓄，亦儒亦農亦商。
1
誠信為本，質量求勝
誠信經營、以質取勝應該是世界上所有商人成功的必要條件，而豫商更是將這一經商理念視為首要條件。
清光緒年間，居住於開封的猶太人石維峋與人合夥開辦了一座萬福樓金店，由於該店的首飾做工細、品種全、造型美、選料純，深受顧客的喜愛，很快譽滿中州，被稱為“河南第一家”。在談到金店的成功經驗時，其子石琪歸結為兩點：首先是成色好，金要足金，銀要足銀；其次是價格實，不管識貨與否，童叟無欺。凡萬福樓售出的貨物，不論新舊整破，都可在本店按銀價回收，凡萬福樓經銷的貨品，均打有“萬福”、“足赤”等自家標記，容易識別。
誠信是豫商的經商底線和生命，在豫商的發展史上，誠信經營的例子隨處可見。
2
為富當仁、扶危濟困
提起商人，人們想到的經常是“無奸不商、為富不仁”等字眼，豫商則不然，行的是仁，舉的是義，將富與仁做到了最好。這方面的代表是子貢和樊重。子貢是濮陽人，孔子72弟子之一。子貢經商，堅守的是“為富當仁”的信條，他認為不義之財不可取，做生意靠的是勤奮誠實而非偷奸取巧，只有這樣，才會受到人們的尊重。
與子貢相似，樊重經商信奉的是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理念。樊重是唐河人，在當地富甲一方，對於需要幫助的人，譬如窮苦的鄉親和遭受天災人禍的四鄰，他經常伸出援助之手，接濟他們。樊重幫助別人，不圖報答。鄉親們敬佩感恩於樊重的善行，聯名推舉他為唐河的三老（在漢代，只有德高望重者才有資格得到三老的榮譽稱號）。
為富當仁、扶危濟困是豫商的優良傳統和品質，深深的打上了豫商的烙印，為後人津津樂道和敬仰。
3
政商相融，愛國情懷
豫商的憂國情懷及其與政治的緊密聯絡也是其商業特性與價值觀的一大特色。政商情懷的代表人物當首推范蠡。
范蠡是春秋時期楚華人（今河南南陽），出身貧寒，但胸藏韜略，他投奔正處於窮途末路之際的勾踐，獻“卑辭厚禮，乞吳存越”之策，向勾踐作出“越必興、吳必敗”的論斷並許與願景，建議“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之後，他陪同勾踐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三年後歸國，他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終滅吳，成就了越王霸業，范蠡也被尊為上將軍。在尊榮集於一身，權力達至頂峰之際，范蠡卻“於天上看見深淵”，選擇了急流勇退，泛舟五湖，最後隱身於商業。期間三次經商成鉅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成為中國儒商之鼻祖。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司馬遷這樣評價范蠡：“三遷而皆有榮名。”范蠡將自己打造成了一段傳奇，也為後代的豫商樹立了標杆，他的政治智慧和行為方式將為後代的豫商提供無盡的滋養。
卜式和絃高也是古代豫商中具有政商情懷的佼佼者。西漢時畜牧商人卜式捐出一半的財產充作軍費幫助漢武帝打敗匈奴平定邊患，並且戰爭結束後再次捐款用於國家移民實邊。鄭國商人弦高經商途中用12 頭牛化解了秦國對鄭國的突襲，挽救了自己的國家。他們的義舉，成功的強化了豫商的政治智慧和愛國情懷，他們的名字也得以流芳千古。
4
把握市場，注重供求
這方面以白圭和子貢為代表。
白圭，戰國洛陽人，是中國商業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後世人譽為“治生鼻祖”。白圭的經商手法非常嫻熟。最為人所熟知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策略就充分體現了物以稀為貴，充分把握市場供求的道理。透過此種方法，白圭獲利頗豐。對於商人而言，商機轉瞬即逝，極難把握，白圭在經商時就善於把握瞬間即逝的商機，司馬遷讚譽他“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白圭經商，賤買貴賣，但並非囤積居奇，賺取的是合理利潤。白圭的經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商品的供需平衡，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與白圭的經商策略相似的還有子貢。在現代經濟學當中，商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供大於求，則價格下跌；供小於求，則價格上漲。只有準確地把握供求關係，商品才能夠賣個好價錢。在幾千年前的春秋時期，子貢就敏銳的注意到了商品買賣中的這種供求關係，並熟練掌握了這種價值規律，因此得以日進斗金。正是在子貢的資助下，孔子才得以周遊列國。所以司馬遷贊曰：“夫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
首任豫商聯合會會長陳義初曾說，豫商精神就是河南精神。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民服說：“豫商在中原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縱橫馳騁了四千餘年，不僅為各個歷史時期的人們提供了必要的商品物資，而且創造出誠實守信、忠貞敬業、堅韌不拔、刻苦耐勞、處變不驚、沉著應對、積德行善、扶危濟困等許多優秀的豫商精神，這些精神財富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光彩奪目的一部分。”他們對於豫商精神和豫商特性的養成都進行了凝練的概括和極好的總結。當下，新豫商文化的傳承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的政策引導與扶持，社會團體的積極參與，企業自身的創新與合作以及高校等科研機構的教育引導與指向。
中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代表，豫商文化則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具有悠久綿長的歷史，文化成果燦爛輝煌，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豫商作為中國商業文化的真正源頭，相比較其他的商幫文化，豫商文化在歷史上有著自己獨特的特性。
19世紀德國曆史學家李希霍芬曾經說過：“有兩個公認的最聰明的民族，同時也是最善於經商的民族，一個是猶太民族，一個是中華民族。”猶太商人作為世界商人靠的是猶太民族獨特的經商價值理念，如善於談判、厚利適銷等，從而在世界商業舞臺上劃出了一片璀璨的星空。華商是由諸多的商幫組成的，這其中就包括豫商、晉商、徽商等。豫商的商業特性和價值觀與其他的商幫文化也有根本的不同，例如：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賈”（山西常氏家訓），全心做生意，從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賺錢；徽商重官不重錢，有極重的“官本位”思想，追逐財富只是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從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而豫商將儒家文化與商業結合起來，往往處變不驚、深藏不露，克服了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尊儒黜商”的傳統觀念，推崇文化，相容幷蓄，亦儒亦農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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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質量求勝
誠信經營、以質取勝應該是世界上所有商人成功的必要條件，而豫商更是將這一經商理念視為首要條件。
清光緒年間，居住於開封的猶太人石維峋與人合夥開辦了一座萬福樓金店，由於該店的首飾做工細、品種全、造型美、選料純，深受顧客的喜愛，很快譽滿中州，被稱為“河南第一家”。在談到金店的成功經驗時，其子石琪歸結為兩點：首先是成色好，金要足金，銀要足銀；其次是價格實，不管識貨與否，童叟無欺。凡萬福樓售出的貨物，不論新舊整破，都可在本店按銀價回收，凡萬福樓經銷的貨品，均打有“萬福”、“足赤”等自家標記，容易識別。
誠信是豫商的經商底線和生命，在豫商的發展史上，誠信經營的例子隨處可見。
2
為富當仁、扶危濟困
提起商人，人們想到的經常是“無奸不商、為富不仁”等字眼，豫商則不然，行的是仁，舉的是義，將富與仁做到了最好。這方面的代表是子貢和樊重。子貢是濮陽人，孔子72弟子之一。子貢經商，堅守的是“為富當仁”的信條，他認為不義之財不可取，做生意靠的是勤奮誠實而非偷奸取巧，只有這樣，才會受到人們的尊重。
與子貢相似，樊重經商信奉的是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理念。樊重是唐河人，在當地富甲一方，對於需要幫助的人，譬如窮苦的鄉親和遭受天災人禍的四鄰，他經常伸出援助之手，接濟他們。樊重幫助別人，不圖報答。鄉親們敬佩感恩於樊重的善行，聯名推舉他為唐河的三老（在漢代，只有德高望重者才有資格得到三老的榮譽稱號）。
為富當仁、扶危濟困是豫商的優良傳統和品質，深深的打上了豫商的烙印，為後人津津樂道和敬仰。
3
政商相融，愛國情懷
豫商的憂國情懷及其與政治的緊密聯絡也是其商業特性與價值觀的一大特色。政商情懷的代表人物當首推范蠡。
范蠡是春秋時期楚華人（今河南南陽），出身貧寒，但胸藏韜略，他投奔正處於窮途末路之際的勾踐，獻“卑辭厚禮，乞吳存越”之策，向勾踐作出“越必興、吳必敗”的論斷並許與願景，建議“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之後，他陪同勾踐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三年後歸國，他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終滅吳，成就了越王霸業，范蠡也被尊為上將軍。在尊榮集於一身，權力達至頂峰之際，范蠡卻“於天上看見深淵”，選擇了急流勇退，泛舟五湖，最後隱身於商業。期間三次經商成鉅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成為中國儒商之鼻祖。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司馬遷這樣評價范蠡：“三遷而皆有榮名。”范蠡將自己打造成了一段傳奇，也為後代的豫商樹立了標杆，他的政治智慧和行為方式將為後代的豫商提供無盡的滋養。
卜式和絃高也是古代豫商中具有政商情懷的佼佼者。西漢時畜牧商人卜式捐出一半的財產充作軍費幫助漢武帝打敗匈奴平定邊患，並且戰爭結束後再次捐款用於國家移民實邊。鄭國商人弦高經商途中用12 頭牛化解了秦國對鄭國的突襲，挽救了自己的國家。他們的義舉，成功的強化了豫商的政治智慧和愛國情懷，他們的名字也得以流芳千古。
4
把握市場，注重供求
這方面以白圭和子貢為代表。
白圭，戰國洛陽人，是中國商業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後世人譽為“治生鼻祖”。白圭的經商手法非常嫻熟。最為人所熟知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策略就充分體現了物以稀為貴，充分把握市場供求的道理。透過此種方法，白圭獲利頗豐。對於商人而言，商機轉瞬即逝，極難把握，白圭在經商時就善於把握瞬間即逝的商機，司馬遷讚譽他“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白圭經商，賤買貴賣，但並非囤積居奇，賺取的是合理利潤。白圭的經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商品的供需平衡，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與白圭的經商策略相似的還有子貢。在現代經濟學當中，商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供大於求，則價格下跌；供小於求，則價格上漲。只有準確地把握供求關係，商品才能夠賣個好價錢。在幾千年前的春秋時期，子貢就敏銳的注意到了商品買賣中的這種供求關係，並熟練掌握了這種價值規律，因此得以日進斗金。正是在子貢的資助下，孔子才得以周遊列國。所以司馬遷贊曰：“夫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
首任豫商聯合會會長陳義初曾說，豫商精神就是河南精神。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民服說：“豫商在中原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縱橫馳騁了四千餘年，不僅為各個歷史時期的人們提供了必要的商品物資，而且創造出誠實守信、忠貞敬業、堅韌不拔、刻苦耐勞、處變不驚、沉著應對、積德行善、扶危濟困等許多優秀的豫商精神，這些精神財富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光彩奪目的一部分。”他們對於豫商精神和豫商特性的養成都進行了凝練的概括和極好的總結。當下，新豫商文化的傳承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的政策引導與扶持，社會團體的積極參與，企業自身的創新與合作以及高校等科研機構的教育引導與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