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巾之亂前夕沒有大規模的動盪，也沒有發生饑荒的記載。倒是士人與宦官一直在針鋒相對，而黃巾之亂更像是一次宗教叛亂。

張角就是以《太平清領書》為綱要，開創了太平道，建立了一個宗教，《太平經》這本書甚至流傳至今。。

張角在熹平年間（172-178年）就開始頻繁活動，一直到中平元年（184年），可以看到173、179、182三年都有瘟疫發生，張角是很有可能借機發展信徒的。漢末的人們根本理解不了瘟疫傳播的病因，就像曹植《說疫氣》所言“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百姓也很無奈，而張角的符水給了他們希望。

曹操在征討青州黃巾時，還收到了黃巾軍的勸降書，“閣下當初在濟南時，也做毀壞神壇的事，這說明你的‘道’和我們太平道是相似的，怎麼現在就迷惑了呢？”這已經是初平三年（192年）的事了，距張角舉事已時隔多年，而黃巾軍還能保持這樣的思想，宗教的威力可見一斑。

案《後漢書》，從172-184年間發生了4次旱災，卻沒有看到有饑荒的記載，要麼是朝廷賑災有力，要麼是旱災影響的範圍不大，或者真的是發生了卻沒記載，而朝廷的祈雨、賑災、減稅確實有明確記載。 在黃巾之亂的前一年，即光和六年，是一個“大有年”，也是豐收年。

並不一定是沒飯吃才去造反，在底層百姓面前有幾個選擇：依附豪族成為佃農，自己經商，成為流民，造反。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人，誰又願意投身叛亂呢？但宗教就不用想那麼多了，太平道造成的流民反而更多。

“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後漢書·皇甫嵩傳》

統計了一下172-184年間的戰亂，絕大部分都是異族作亂，比如常年為禍幽、並的鮮卑，境內也有蠻夷叛亂，其餘的只有172年許生作亂，就是那個自稱“陽明皇帝”的妖賊。因而可以看出，戰亂基本沒有波及到處於中原腹地的百姓，也沒那麼多流離失所。

“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三國志·孫堅傳》

作為一個幾十萬人的組織，無疑是需要分工的。張角以地域劃分了三十六方，大方有上萬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都有“渠帥”一職。這麼大的一個組織是藏不住的，天下人都看得到，而大部分朝臣認為太平道是個正經宗教，就沒有刻意針對。

但還是有人看出了端倪的，比如181年當朝司徒楊賜，他和劉陶交流時就提出：要將張角造成的流民遣返原籍，削弱他們的勢力，再誅殺各位渠帥。隨後楊賜就上書提建議了，但因為楊賜沒多久就被免職了，奏章也留在宮中，漢靈帝也無緣得見。過了兩年（183年），劉陶又重提此事，但劉宏還是沒采納。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雲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迴避，與之同罪。”----《後漢書·劉陶傳》

從上述劉陶奏章內容看，太平道不是沒人知道只是爛在肚子裡了，各州郡只是互相通氣，沒有上奏。張角其實是去過京師的，劉陶也認為張角來窺探虛實是不懷好心的，但劉宏的態度是：不在意，你去給我整《春秋》條例。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等張角反了劉宏才想起劉陶的話，升任劉陶為尚書令。 至於士人的態度，自建寧二年（169年）以來，士人雖然被宦官不斷壓制，但他們依然在與宦官對抗，在試圖解除“黨錮”，只是勢不如人。直到黃巾之亂爆發，皇甫嵩上書，再加上中常侍呂強的建議，劉宏才決定解除黨錮。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後漢書·宦者列傳》

黃巾之亂其實被平定得很快，基本在同年年末就沒什麼聲音了，激進派計程車人也藉此機會重新步入朝廷，繼續針對宦官，並試圖讓宦官為這次叛亂背鍋。

而士人對黃巾之亂倒沒有推波助瀾，事後清算時，倒是宦官被揪出來的更多，比如封諝、徐奉、張讓，畢竟貪圖錢財。 即便如此，當然劉宏還是更信任宦官的，張鈞的檢舉被倒打一耙，直接下獄身死。向栩提出不用出兵，讀《孝經》就可以退敵，同時嘲諷宦官，為此身死。奉命調查與勾結太平道者的是宦官周斌，去冀州前線監察的是小黃門左豐。

“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張)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漢書·宦者列傳》

“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後漢書·獨行列傳》

第一個問題：黃巾之亂爆發的原因是土地兼併後產生的流民起義。

光武帝建立東漢之後，承認了地主豪強的既得利益，東漢的土地制度，主要是莊園製為主。 土地控制在地主豪強手中。到了東漢末年，土地兼併越來越厲害。大地主豪強，透過土地兼併，對生產資料形成了壟斷， 那麼他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就會抬高佃農的租子。佃農連租地種，都種不起了，就會淪為流民。流民，是歷代農民起義的策源者。沒有土地耕作沒有飯吃的流民就像乾柴烈火，到了活不下去的時候，只要有人承諾有飯吃有土地耕作，就是跟隨起義。張角創立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籠絡人心，迅速聚集起一大批流民，以宗教的形式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起義。

第二個問題：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環境

一是中央集權式微，已經無力抑制地主豪強；東漢的豪強們，就像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一樣，越來越壯大，中央集權已經無力抑制。所以我們看到，黃巾起義是被各地主豪強鎮壓下去的，但由此誕生了割據一方的軍閥；

二是出現了士族門閥，階級更加固化。漢獻帝時，為了平衡豪強，亡羊補牢一般，東漢推行 了職田制。皇帝把土地分封給官員，他們在這些土地上 面，僱傭佃農勞作，勞動所得扣除稅收之桓，剩下的就是他們的工資。 莊園制催生了門閥豪族，職田制催生了官僚士族。士族門閥們合在一起，導致中國的中 國的土地兼併政策，到了空前的地步。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分化，社會階層也出現了極端的固化；

三是意識形態上出現混亂。每逢亂世，異端邪說紛紛出現，而傳統的儒家學說已經無法維繫社會秩序，規範社會行為。太平道、天師教紛紛出現，西域的佛教也開始進入中國，整個天下奉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