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145~約前90）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他是西漢史學家司馬談之子，少年時便博覽群書，20歲時曾遊歷四方，後擔任郎中職務。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而獲罪下獄，慘遭宮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史記》原稱《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的編寫體例和方法都為後世史學所尊崇和繼承。它敘事的語言、塑造人物的手法，以及強烈的抒情色彩，則使它位於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行列，在各方面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史記》還含有豐富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天文學、地理學等許多學科的內容，是一部包羅永珍的百科全書。除了《史記》外，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是歷代傳頌的散文名篇。

司馬遷是個剛正不阿、胸懷抱負、博古通今、不屈不撓、忍辱負重的人。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於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遊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蹟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回來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遊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蒐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願囑託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於著史，並參與了《太初曆》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訊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於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在這一場事件中，他對專制君主無可理喻的權力、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願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於是“隱忍苟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這也正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採取的反抗形式。終於在太始四年（前寫於這一年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於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此後其事蹟不清，大概卒於武帝末年。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①。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實際統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敘事的補充和聯絡；“書”是天文、曆法、水利、經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透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