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劉備是黃式正統，再加上南宋時期的情景與劉曹的情景相似，所以在明朝也一樣尊奉黃室正統，所以作者不敢不這麼寫

因為曹操與劉備的戲份多，是主演，都是男一號。

所以這樣理解也是可以，大處是興衰，小處就是表演。

首先一點，演義不可作為史實來看，演義本是小說。歷史小說,是描寫歷史題材的小說。它既不是歷史教科書,也不是脫離史實的創作,而是歷史科學與小說藝術的有機結合,因而它的生命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對歷史小說,歷來評論者的意見不一。但總的說,無外乎兩種,或說過於拘泥史實,缺乏藝術創造;或說離開史實太遠,違反歷史真實。對《三國演義》一書,也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它“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象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歷史,而沒有文學的價值”。與此相反,有人卻說《三國演義》裡面的故事,絕大多數不符合歷史事實。有些只是傳說,或作者的創造,在正史中無記載。所以我們也在一些問題上對羅貫中的創作進行批判，也算提出一些不同意見、

只有透過曹操和劉備的表演，才能寫出漢朝的衰亡。曹操表演的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結果誰也令不了，大一統漢朝反而在血戰中一分為三，而起書名為《三國演義》。劉備表演的是所謂漢室正統後代，以其忠於漢朝而妄想振興漢室，結果漢室未振興，自已卻奄奄一息託孤於白帝城後，嗚呼哀哉見閻王了。從這兩人的表演再加上孫權的表演，就成全了羅貫中寫成《三國演義》，併成為中國的四大名著之一。

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普遍認為最重的一條。也就是羅貫中《三國演義》並非歷史書，不注重寫實，這是羅貫中本來創作事就既定的，無法改變的。興衰固然是歷史翻滾導致的，而小說並不以歷史為主，歷史只是編寫《三國演義》的背景。而且《三國演義》本就偏於刻畫劉備為正統血脈，實際上劉備並不為正統，而曹操被刻畫為梟雄也是小說兩人物的襯托。

其二，羅貫中的原本《三國演義》已經失傳，現在的通行本是明末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的改編本，據說是從二百四十回版本改成的。毛家父子和著名的怪物金聖嘆同時彼此還有不少聯絡，受金聖嘆批《水滸傳》的啟發和誘惑，毛氏父子開始改編、註釋和評論《三國演義》，過程十分艱苦。由於有金聖嘆糊里糊塗死於秀才造反的教訓，所以毛批三國很有特色，就是在絲毫不觸犯清朝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拼了老命去實現自己的正統夢。經過頗具匠心的改造，終於把三國中最弱小的國家蜀漢樹立成最強大的國家，把劉備和諸葛亮作為唯一的典型的正面人物來強化。在大家嘴裡最喜歡也是最膾炙人口的故事,都是空穴來風沒有確鑿的根據的,例如:“三顧茅廬”、“群英會”、“借東風”、“空城計”、“千里走單騎”、“長坂坡”、“華容道”，等等，這些後來為民間百說不厭、百演不衰的段子絕大部分是創作的，其流傳至今的廣度和深度可見作者的良苦用心和筆下功力。

三國演義是中國古代三大小說之一，寫小說就得有頭有尾，為什麼作家寫的是三國演義興衰吏，到最後確成了劉備和曹操的表演呢，是因為在三國演義這本書中，別的小國家在小說的中間就滅亡了，到最後只有劉備和曹操這兩王侯再爭奪天下，所以最後只能有劉備曹操可表演了！

這種說法是片面的。《三國演義》的內容之豐富，不是簡單的說成是劉備和曹操的表演。

《三國演義》的主線是劉備和曹操的對抗，但同時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個性鮮明，風采各異的英雄人物。其中的風景描述詩文場景，也是非常豐富引人入勝。可以說，《三國演義》在文學，歷史，軍事等方面對後世影響都很深遠。

因為透過劉備曹操的戰爭即對“擁劉”派的讚揚卻有較深的意義：一是把蜀漢作為漢族的象徵，擁護以劉備為首的蜀漢政權，也就是擁護漢族政權；二是闡明關羽、張飛、趙雲和孔明等“擁劉”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覺的，他們之忠於劉備，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救國救民；誰要是違背這個目標，他們便反對誰，甚至與之勢不兩立，如張飛疑關羽違背結義的宗旨便視之如仇，趙雲從國家利益出發反對劉備伐吳，等等。“擁劉”派之被肯定，是因他們忠於民族，忠於國家，忠於人民。

從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擁劉反曹”思想傾向是進步的，它不僅判明瞭劉備、曹操的是非，且反映了王道與霸道，即仁政與暴政的鬥爭，而歸根到底，是暗示著人心思漢，希望早日擺脫異族的黑暗統治，恢復漢族政權。羅貫中生長元末，他創作《三國演義》，宣揚“擁劉反曹”，實是戀宋而反元；而在羅貫中之後的三百餘年，生於明末長於清朝的毛宗崗，他在修訂和評點《三國演義》時，更突出“擁劉反曹”，實是思明而排清。羅毛兩公雖生不同時，但處境頗同，故心有靈犀一點通，集中體現了其同時代廣大人民的理想、感情、願望和要求。

正統思想是封建時代的一種思想意識。在封建社會里，由於時代的侷限，生產力低下。科學不昌明，人們對自然界瞭解不多，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總認為冥冥之中有個主宰者，只能“聽天由命”；故每當遭逢亂世，人們總希望有個“真命天子”出世，給他們帶來“雨露”和“Sunny”。歷代創業主為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往往製造種種神話。宣傳自己是“真命天子”，天下是他一家的，並應傳之萬世，用以懾服和欺騙人民，使人民服服貼貼地受他們的統治和剝削。無疑，宣傳這種正統思想是十分反動的。可是，封建社會的農民為反對“無道昏君”，也利用正統思想舉行擁護“真命天子”的起義。而《三國演義》宣傳正統思想和封建統治者宣揚正統思想，其目的是不同的，和起義農民利用正統思想也有所差別。作者提出劉備是“漢景帝中山靖王之後，應繼漢統”，這反映了作者還不能擺脫封建正統思想的束縛；但是，如果細加推敲，就可發現作者不過是利用其“合法性”來推崇劉備而已。何以見得?論正統莫過於桓、靈二帝和漢獻帝，而這些“龍子龍孫”在作者筆下都被否定：桓、靈二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造成朝政日非，天下大亂；而漢獻帝只不過是軟弱無能之輩。至於漢室宗親劉表、劉璋，作者透過曹操之口，說前者“有名無實”，後者是“守戶之犬”(第二十一回)而劉備和漢室是遠親，是織草履出身的，為何作者唯獨推崇他?作者透過周倉之口，說出了他的真正意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第六十六回)這種“唯有德者居之”的主張，是符合人民的願望的。因此，不能籠統地把與正統思想有聯絡的都說成反動的。對於打著“正統”旗號的，要看其從事的活動是什麼，是反映人民的願望、有利於人民，還是出於封建統治者的欺騙併為其罪惡目的服務，才能得出結論：是進步抑或是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