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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原諒帽世界地區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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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小鵬友學習
愚見:
王莽其人與其新政是其成敗的因果。
王莽出身世家,卻能體恤庶民。執政公允,處事無私,可謂在西漢末期政壇上的一股清流。以至於王莽篡漢後上至皇族下至平民無一人反對。
但是新政實施後,既觸動了上層階級的利益,又沒有保全下層階級的利益,動搖了執政根基。
至於史書這種東西,看看就行了。真實的歷史或許就像陳寅恪先生說的那樣,把形容詞除去之後,才能揭開它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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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綿州四知堂
王葬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元帝去世,成帝繼位,王政君被尊為太后,哀帝時,被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去世,王政君立兩歲的劉衡為皇帝,即漢平帝,命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第二年,王葬當上了安漢公。后王莽的女兒又被漢平帝選為皇后,權勢赫然。
公元5年12月,王莽以祝賀生日為名,用藥酒毒死了平帝。不久,有個叫孟通的人聲稱他在武功掏井時發現了一塊上圓下方的白石,上面刻有“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八個大字。王莽的親信報告給太皇太后,說這是天意。王政君不相信,沒同意。太保王舜又說,為皇帝不是真皇帝,是攝行(代理)皇帝之事的意思,應該同意。王政君感到情況不對,但已無法制止。於是,王莽當上了攝皇帝,立了個兩歲的孩子做皇帝,歷史上稱為孺子晏。
公元8年,又有人報告,說有一個亭長夢見“天公使者”,天公傳話給他,攝皇帝應當做真皇帝。如果不信,明天起身可見亭中有一口新井。說第二天亭長果然看到一口新井。更有趣的是一個叫哀章的人,穿著黃衣,趁著暮色跑進漢高祖廟,交給守廟人ー個銅匣子,匣子裡裝有一卷圖、一卷書,內容是漢高祖劉邦吩咐王莽做真皇帝。守廟人向王莽報告,於是,王莽宣佈接受“天命”,度小皇帝為安定公,自己正式做起皇帝來。臨做皇帝時,還握著孺子嬰的手流著淚說,他是迫於“皇天威命”,不能像周公那樣將大權還給成王,感到非常遺憾。王莽就是這樣當上皇帝的。
王莽稱帝之前,很注意籠絡人心,表現得禮賢下士,謙恭大度,也做過幾件順手民心的事。
王葬竊取權力做了皇帝之後,為了鞏固取得的權力進行了改制、他改制的原則是根據古代經典制定的,史稱“託古改制”。由於改制不從實際出發,結果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像幣制改革,15年間改了5次,銅錢越鑄越小,面值卻越來越大,造成了經濟混亂,受害最深的還是人民。同時,王莽還不斷對外征戰,加上連年災荒,人民凍餓而死的不計其數。王莽改制前10年西漢有人口近6000萬,此時,已不足3000萬。人民再也無法生活下去,終於爆發了起義,推翻了王莽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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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以圖之名
一句概括就是-為天下做好事卻挑錯了時間。
王莽的幣制改革本意是阻遏商人對農民的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狂活動,平抑物價。
王莽的悲劇不能歸咎於改制,改制失敗的原因大部分也存在於改制本身之外。”
綜上評價王莽改制:
1、改革時機選取不當。
縱觀古今中外所有大的改革,沒有一個是發生在王朝建立之初的。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的首要任務是穩定政權而不是大範圍的調整它。
就算有特別需要儘快解決的矛盾,也不應操之過急,應該循序漸進,否則欲速則不達,不但,改革調整不會成功,且會給政權帶來動亂。
2、改革措施不當。
這主要體現在他的寶貨制改革、毫無實際意義的官制地名改革以及不明智的的民族政策。錯誤的政策加上嚴刑峻法推行,導致不同階層的一致反對。
土地制度改革、奴婢制度的改革雖然有其正義性,但很難實施,亦可以說方針、策略欠妥。從總的改革過程看,王莽改革沒有路線,沒有嚴密的步聚,缺少設計。
3、沒有很好的改革集團。
總之,王莽改革沒有一個智囊集團和可靠的實施班子。而且,王莽自己也是一個迷信制度的人,他認為制度定則天下自平。殊不知,人亡政息的道理,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由合適的人來推行,也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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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平果143509945
能將西漢政權取而代之,的確是有他的過人之處,雖然後世評價其篡漢,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奪取皇位,但仍可以說是歷史上非常偉大的人物之一。西漢末年,國內土地兼併日益加劇,普通百姓生活貧苦,政局更是不穩,朝廷大權旁落,政府部門腐敗橫行,這時候很容易出現王莽這樣的人。
王莽上臺後,針對朝廷癌症,馬上推行了新政,比如變更貨幣,推行新田制,禁止買賣奴隸等(很多新政讓後人以為他是穿越了),但效果並不理想,其中的一些改革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最終失敗,引起天下大亂。
以現代人的思維來解讀王莽新政,會覺得他的思想的非常超前,比如土地國有制,不準買賣奴隸,田地均分,對重要的物資實行政府專賣,徵收所得稅等等,這可是2000年前的社會,不得不說他是非常偉大的。但是這樣的政策,在2000年前的西漢時期,對人們的衝擊可以想象下,人們根本無法去接受,國家沒有接受新政的土壤,自然會以失敗告終。隨之而來的是又一個偉大的帝王劉秀崛起,屬於王莽的時代也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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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小閣爐煙溫青史
王莽是公元8-23年在位的新朝開國者。僅短短十五年曆史,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朝代。但它處於兩漢歷史中的樞紐地位,不僅是兩漢的過渡階段,還是兩漢儒學的轉型節點。
貼在他身上的標籤,有聖王、篡位者、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會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左派儒教士等等。帝制時代,人們普遍認為王莽是一個虛偽的人。現代,有不少人說王莽是穿越者,這樣說的人大概並不是真的認為王莽是穿越者,只是覺得王莽的改革和思想非常先進,遠遠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
一個穿越人士怎麼會逼死自己的三個兒子,用自己的女兒做政治博弈的棋子,並且深信讖語夢想成仙飛昇,做活人解剖,用戰士的白骨堆放路邊震懾反叛者?他的改制是複雜且趨於理想狀態的,對土地的變革是希望恢復封建制度卻又捨不得放棄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對錢幣的改革是深信儒家的經濟是不平等的萬惡之源發行很難計算執行的貨幣甚至認為以物換物才是最好的。所以他是一個真正兩漢人的思維在做事情,需要有時空觀念才能去了解他的所做所為。
政治家是複雜的動物,以前讀史的時候,看不起這個鄙視那個,慢慢的才知道做事情的難度和複雜程度是當時和現在的我都無法想象的。即便是漢哀帝這種留下斷袖之癖負面故事的人,也有其超於常人之處,更不要說劉邦了,我們不能因為劉邦的自私絕情(推老婆孩子下車,不顧老爹死活)、殘忍寡恩(大殺功臣)而貶損他,而應該承認他的優點和功績。對於呂后,不能只記住她的人彘,也要分析她的統治功績這些政策來攫取權力,有些政策他是相信的,正如他相信儒家理想,但有一些政策,他知道只是工具而已。高處不勝寒,王莽是一個能力不足以駕馭整個帝國卻走到了那個位置,還認為自己有那麼大能力的人,這是他和當時人民的悲劇。相比其他政治人物,我反而覺得王莽的一步步走來,是命運和時事的推波助瀾,他是一個野心超過了能力的偏執狂。
王莽有虛偽的一面,但不是完全虛偽,他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或者說信仰儒家的政治理想。王莽稱帝之前的表現說明了他是有能力主持國政的。稱帝之後,王莽擁有了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他開始用激進的手段實踐他的政治理想,而他性格中的一些缺陷也隨著手中權力的膨脹開始產生越來越大的負面影響。王莽有能力當宰相,不適合當皇帝。其實任何人都不適合當皇帝,不受限制的權力的破壞力是巨大的,而王莽這樣有些神經質的人尤其不適合當皇帝。
西漢時,統一的帝國還算是新鮮事物,帝國的臣民還沒有那麼多奴性,相比於之後的朝代,還算得上是生氣勃勃,還有很多人並不認可這種統治,在思考是不是還有其它治理國家的方法。到了後來的朝代,可供皇帝借鑑的經驗和教訓越來越多,皇帝的馭民之術越來越精純,臣民也越來越像臣民。
在西漢,影響力較大的幾種學說中,只有儒家在一定程度上思考如何限制皇權。可惜王莽失敗後,儒家走向了另一條道路,不再嘗試馴服、限制君主。王莽的失敗,其個人性格缺陷是比較重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儒家的政治理想本身也有巨大的問題。儒家尚古,崇尚西周的政治制度。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羅列各種政治制度,並分析它們的優劣。兩者相比,儒家的政治思想實在過於粗陋。不過這不能完全怪孔子孟子,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雖多,但政治制度大同小異。而同時期的古希臘,城邦之間政治制度相差極大。因此亞里士多德可以論述各種政治制度的特點。而儒家學者除了君主制和上古傳說的禪讓,很難想象政治制度還有其它可能。
其實,王莽和克倫威爾有幾點相似之處。他們都有比較虔誠的信仰,並在掌權後試圖按照信仰治理國家。他們都改變了國家,並對後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克倫威爾不用多說,他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王莽雖然失敗,但他建立的部分制度和禮儀保留了下來。東漢的使命,是建立一個復興了西漢,但延續了新朝政教的新漢朝!此外,他們倆的頭顱都成了收藏品,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往往兩極分化。
王莽將新朝推入一個秦皇漢武所處的內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挾秦制之酷烈,對六國進行“降維打擊”,可以取勝並統一;漢武帝掠奪民間財富以擊匈奴,但是用人得當、貨幣穩健、務實精幹,最終險勝。但秦皇漢武也僅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漢武帝晚年改弦更張,不然漢朝也將危矣。王莽根本沒有秦皇漢武的政治能力,也沒有他們的時運、人才,也就無法駕馭這一危局。
從一個謙卑的好青年到野心勃勃的大司馬再到新朝天子,他是有能力的,但是不足以解決西漢末年的社會問題。加之災荒的推動,歷史進入另一個時代,王莽也走上了生命的終點:“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就是說王莽的屍體幾乎被剁成肉泥,甚至為了爭奪屍體而自相殘殺。
歷史的相似並不驚人,多年以前,那個在烏江自刎的西楚霸王也被漢軍這樣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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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王莽的評價普遍不高,一般都認為他只是一位“偽君子”,眾口一辭的千古罪人。如二十四史之一的《漢書》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類,可見一斑。而後世評價也大抵是受到了後漢時代史家所影響。事實上王莽本身是篡漢而取得帝位,而同時也是漢朝宗室所滅,從漢朝政權來看,王莽被視作“逆臣賊子”,並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種種行徑,更被視為王莽作為“逆臣賊子”的理據,如他殺了漢平帝而立了孺子嬰為皇帝。
近人胡適開始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併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臺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1]
但從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後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都是不停回覆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可是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而這些新政都是違反了歷史規律,所以推行失敗,自屬歷史必然。所以這個角度看,王莽是一個事事復古,脫離現實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錢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