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如白駒過隙。怎麼活法，卻大相徑庭：屈原以死鑑楚王，諸葛亮輔主鞠躬盡瘁，陶淵明不為鬥米折腰，聞天祥留取丹心照汗，楊靖宇為民族捨生取義……！布魯諾曾說：＂一個沒有英雄的國家是可悲的＂，那麼我想說：＂一個有了英雄而不懂得珍惜的國家也同樣可悲＂。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在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歷史長河中，無數英烈是我們民族的脊樑，國家的名片，也是流淌在我們和子孫後代血液裡的那一點鐵！

雖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兼收幷蓄，雜合百傢俱有很強生命力的文化，但最主要還是以儒釋道為主，而且儒家文化更是其中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雖然佛家講“空”，道家尚“無為”，但儒家的“為天地立心，為萬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一直是中華民族傳統讀書人的崇高目標，併為之奮鬥。

在數千年的歷史程序中，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戰爭年代，無數的仁人志士，名臣將相，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既是為了救民族於危亡，扶大廈之將傾，也是為了在有生之年“立身、立功、立言”，這樣將自己的英明傳之史冊，留取丹心照汗青。甚至歷朝皇帝因為怕自己的聲名有損，寫進史書，對一些諍臣絲毫不敢得罪，這無形當中對君權有很大的遏制作用，據說李世民生怕對自己的名聲有壞的事情言論傳之後世，就專門更改了《起居注》。所以說中國古代無論販夫走卒，還是帝王將相，對自己的身後名是十分看重的，許多傑出人物為了給自己留一個身後名，不惜拼掉身家性命也義無反顧。

身後名即是死去之後流傳到後代的名聲。

我就談談身後名對社會的重要性吧，從這裡面也許能看出身後名值不值得被看中。

在古代中國王朝設有史官一職，一開始史官的位置乃是世襲的，他們的任務就是記錄王朝的重大歷史事件和帝皇的生平事蹟。

正因為顧慮到了這一點，所以那時的人們對於自身處事是十分謹慎的，崔杼那樣直接弒君的人極其罕見。同時他也限制了帝王的處事之道，讓君王對於自己的政治手段有了更加溫柔的舉措。

正是因為害怕自己的名聲死後變臭，很多人都能克己復禮，作之不止。

社會也因此更加安定。

在當今社會，多重價值觀衝擊下，人們其實已經不是很看重自己的身後名了，他們很多舉止也不再顧慮到他人。

所以經常有人會感嘆人心不古。

所以身後名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看重身後名的社會相對而言會更井然有序。

當然，過度看中身後名也會導致思想上的僵化，人們都循著死理，必然會導致未來無路可走。

綜上，我的判斷是身後名是值得被看重的，但看重的程度仍需把量好。

古代士人的名聲德望，並不是虛的，而是有實質性的內涵。身後名，對於古代知識分子階層非常重要。士人看重名節，有一定的社會原因。

注重身後名，除看重名節的傳統文化精神之外，科舉制度背景下，身後名對於後世子孫尤為重要。祖宗有汙點者，後三代不能科舉入士。

士人不重名節，投敵叛國，或者貪贓枉法，恃強凌弱，魚肉百姓，損毀的不僅是自己的名聲，遭當時社會唾棄，揹負罵名，更是斷了子孫後代的政治前途。三代之後的子孫，雖然科舉考試為之開禁，但由於文化傳承中斷，已經沉淪草莽，科舉基本上無望了。

福貴如鴻雲，風水輪流轉，而青山不老，幾度夕陽紅，照山川萬里。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重於泰山者，身後的恩德名望，會照耀後世，激勵奮發有為，報國家，濟世窮，惠蒼生，立功名，慰平生……

重要，相當重要，至關重要。

一個人的名望，在古代社會來說，甚至要高過一個人自身的性命。

我們最為熟知的孟子就在君王駕前辯證過生與死、欲與利的關係。甚至說“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辭也。”還有我們時常回味咀嚼的那句擲地有聲的話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君子不受嗟來之食。

中國古代，人們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一個人可以輕易的被人虐殺，獻出頭顱，但絕不會輕易讓出信義的名分，信仰的力量一直存在，剛正倔強，從不屈服。這也沿襲了儒家學說的所謂至正大道。

是為正統的儒家經典學說之一。

就像我們民間常說的那句話：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人不留名不知張王李趙，雁不留聲不知春夏秋冬。

這些最淺顯的語言，卻說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奉為真理的事實。依然有人原意以身家性命去換取那一份身後的盛名褒譽，何況一介文人士大夫？

辛棄疾是典型的文人士子，雖然也有高強的武功可以夜探敵營擒獲敵囚，但他骨子裡的文人士子氣息分外濃厚。也就是說，他更在意一個人的身後名。

就像杜甫在給李白下的斷語定論裡說的那樣——寂寞身後事，千秋萬歲名。

辛稼軒作為一名干謁功名的大文豪，自然會和詩仙一樣，寧可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贏得最隆旺的身後明德重望。他的這種心智又和另一位文人產生了巨大的不可彌合的分歧——

這個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也是一位勵志改革的改革家，政治家。他的座右銘就是：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後名。

這個和中國傳統文化息息相關！

各個封建王朝自建立以後，為加強自己的王權統治，就透過各種手段來鞏固統治的穩定性和長久性，無論是秦王朝的“焚書坑儒”，還是漢王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為了自己的王朝能“二世、三世，乃至萬萬世”，核心本質還是忠君的內容。

這種目的不僅是透過國家機器來實現，更多的是從思想上進行控制，不斷透過意識形態的教育，以愛國、成就自我的要求和形式體現出來，就變成了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陸游的“心在天山，身老滄州”，當然也包括了辛棄疾的“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更多的從“忠君”演變為“愛國”，從維護某個人的統治昇華為心繫天下蒼生而努力，這既是“兼濟天下”的樸素轉變，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重要區別。

無論是魯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還是周總理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都肯定是贏得“身後名”，但這和封建社會的“流芳百世”有著本質區別，還有更多的為國家和民族獨立犧牲的仁人志士，為國家建設而付出生命的奉獻者，即使有不能留下姓名的無名英雄，仍然是我們後人敬仰的物件。

身後名也有用，但不是對他個人，君王可以用賜亡臣名號來辜名釣譽，兒女也沾點光，弄個出身名門的榮譽！這就是身後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