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王珪，客觀的說在文學上是肯定的。王珪是蘇軾烏臺詩安主使，差點讓蘇東坡命喪黃泉的晁魁禍首，烏臺詩安只是一場政治上的鬥爭，但當時任宰相的王珪向宋神宗說的那句，此心惟有蟄龍知，若非神宗聰明差點害死蘇軾。

政治需要，換你你更狠！政治沒有佛系，只有鐵的手腕排除異己！誰告訴你受害的就是好人了？只是他沒別人強壞不過別人而己！別以為留下傳世佳作做的就是英雄，很多名人那都是家境殷實的有底子的，說穿了都是地主家或書香世家的富二代三代，為什麼很多詩詞字裡行間都在感慨自己懷才不遇？真正做到視金錢權利這些利益如糞土的有幾個？

北宋時期的王珪和蘇軾兩人都是讓宋文學領域出類撥翠的領軍人物，而兩個人又同朝為官，王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理級別的高官，而蘇軾是部長級級別身份的人，這樣的兩位名人為何針尖對麥芒就槓上了呢？

我的看法。

一，政見不同，老話說的好在官場上混政見之爭有如仇讎，權力之爭猛如虎，是你死我活不死不休沒有硝煙的戰場，細數在中國漫長的幾千年歷史裡寫的，有那個官員能逃脫死在權力之爭的魔咒，有多少文臣無論是明裡暗裡，大事小事，私事公事，只要抓住對方的一點小辨子，就把對方往死裡整，不整死不罷休，讓我們看看古代詩人的那些大作，都是仕途受到打擊，從這一個及端，走向另一個及端，以詩洩憤。

二，有多少武將，沒有死在敵人的槍戰中，死在了自已內部人勾心鬥角的政治旋渦裡。

這些就是我理解的當年北宋名相要陷害蘇拭的理由。

北宋名相、文學家王珪，其中文學家小舸沒有異議，至於名相，要在此說道說道了。王珪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宰相，世人稱其“三旨相公”，《宋史-王珪傳》有載：“以其上殿進呈，曰取聖旨；上可否訖，雲領聖旨；退諭稟事者，曰已得聖旨也。”是說王珪宰相生涯，只做了三件事，就是請聖旨、接聖旨和傳聖旨。古人總結的很到位，實際上是對王珪政治生涯庸碌無為的諷刺。三朝宰相、“三旨相公”便是“名相”的由來，而非美名。

政治上庸碌無為也就罷了，此人還擅長勾心鬥角、拉幫結派，誰得勢，便投靠誰。在“烏臺詩案”事發後陷害蘇軾，便可見一斑！王珪為何要陷害蘇軾呢？

小舸認為是為了表明政治立場。“烏臺詩案”說白了是宋神宗要懲戒“反對派”，樹立自己的權威，再由“革新派”點火，燒及蘇軾，王珪起了一個“添柴”的作用。為的是迎合聖意，表明立場，站在“革新派”這一邊。這也正應了王珪的“為官之道”。

“詞聖”蘇軾性格豁達、愛好交遊，平生絕少與人交惡，在人際關係方面相當成功。然而，沒有人能讓所有的人都滿意、喜歡，即使蘇軾脾氣好到人見人愛的程度，卻依然有人看不順眼，甚至想將他置於死地，宋神宗年間的宰相王珪便是其中的典型。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華陽，幼年喪父，後跟隨叔父遷居舒州。王珪出身官宦世家，其曾祖王景圖、祖父王贄、父親王準都曾高中進士，而王珪本人也在慶曆二年（1042年）考取進士（榜眼）王家四代均出過進士，一時成為天下的奇聞。

王珪年少成名，自從踏上仕途後，更因性格沉穩、謙和禮讓而受到朝野內外的欣賞，由揚州通判做起，歷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終官至宰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前後執政長達15年時間（參知政事6年、宰相9年），人生堪稱完美。

進士出身的王珪文采斐然，深受朝廷的器重，曾連續為皇帝起草詔書18年，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他手。但是在擔任執政、宰相期間，王珪卻毫無建樹，只知依附於權相王安石，並以無條件地服從於宋神宗而聞名，因此得了個“三旨相公”的綽號。然而貌似軟弱平庸的王珪，卻也有狠厲的表現，其中誣陷蘇軾一事便是明證。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由徐州知州調任湖州知州，按照官場的慣例，剛上任便給宋神宗上了一封謝表。這本屬例行公事，但因為謝表中含有“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字句，被“新黨”的御史們（御史臺內因遍植柏樹，且上面常有烏鴉築巢，故被稱為“柏臺”或“烏臺”）曲解為“譏諷朝廷，誹謗新政”，務必要將其置於死地。

當然，僅憑著謝表中一兩句牢騷話，是斷不能將蘇軾置於死地的。因此，御史舒亶透過故意曲解蘇軾的詩作，果真找到數處“罪狀”，並聯合同僚李定、何正臣等人上書，請求神宗將蘇軾斬首示眾。當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然後押赴汴京嚴刑拷打，這便是非常著名的“烏臺詩案”。

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櫱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雖然“烏臺詩案”屬於明顯的冤案，天下士人莫不為蘇軾打抱不平，但作為首相的王珪非但沒有為其辯誣，反而出於打擊政敵的陰暗心理，親自跳出來誣陷他。王珪拿著蘇軾所做的《檜》詩對宋神宗說道：“蘇軾在詩中寫到‘根至九泉無曲處，歲寒唯有蟄龍知。’然而龍本應在天上飛騰，蘇軾卻要在九泉之下去尋找蟄龍，明顯是在詛咒陛下啊！”

幸好此時蘇軾的好友章惇挺身而出，極力為之辯誣。章惇雖然跟王珪同屬“新黨”（蘇軾屬於“舊黨”），並且是他的下級，但此時卻已顧不得上下尊卑，義正言辭地駁斥道：“龍並非專指人君，大臣也可以被稱為龍，蘇軾此詩並無不妥之處。”（“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見《聞見近錄》）。

宋神宗聽後覺得很有道理，便也責難王珪故意曲解蘇軾的詩句，再加上此前已有一大批人為蘇軾申冤，甚至連“新黨”首領王安石都加入其中，便決定赦免蘇軾，並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經此一事，王珪“偷雞不成蝕把米”，名望為之大損。

王珪雖因極力誣陷蘇軾引起神宗的不快，但對他的仕途卻並沒有絲毫的影響。等到宋神宗駕崩後，王珪因為有策立擁戴之功，被宋哲宗進封為岐國公。元豐八年（1085年）五月，就在宋哲宗即位後不久，王珪便因病卒於宰相任上，終年67歲。王珪死後，被追贈為太師，諡號文恭。

王珪子女眾多，據《王文恭公珪神道碑》記載，其長女成年後下嫁給鄆州教授李格非，也即大詞人李清照的父親，如此說來，李清照正是王珪的外孫女。而更加令人驚奇的是，南宋奸相秦檜的夫人王氏（謀害岳飛的元兇之一），恰好是王珪的孫女。如此一來，李清照和王氏實乃表姐妹關係，這在史上也算是一段奇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