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感覺這句話包含最深的含義便是古代君王鞏固自己中央集權所實施的手段之一，古時候的皇帝是中央集權的核心與權利唯一的合法人。即朕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利、朕就是法律。皇帝可以掌控所有人的生死。

孔子曾經說過：“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後來就被後人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屬於封建修社會中所謂的“三綱五常”之一。最早記載這句話的是董仲舒的“三綱五常”的具體內容了。

其實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後面還有另外一句，這句話同樣和三綱五常思想掛鉤，它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也有人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句話是“儒家”的話，有人曾翻遍所有的儒家典籍也找不到相關的證據。最後才被人發現這只是一句戲文。

個人覺得最具代表性可以體現這句話的人物就是民族英雄“岳飛”。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的觀點嗎，儒家又是如何看待君臣關係呢？

“忠”與“孝”是儒家的兩個重要概念，包含於我們常說的“八端”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中。對於這兩個概念，我們自以為熟知，幾乎不假思索地認為“忠”便是忠誠，即無條件的忠誠於君主；“孝”便是孝順，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

但熟知非真知。究其原因，是由於我們蔽於流而不知源。後世小說家常說：“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這兩句話在市井中傳播甚廣，以至於有人認為這便是儒家的主張。其實並非如此，儒家恰恰是反對愚忠、愚孝的。我們無論是溯源於先秦還是後世儒學，都可證明這一點。

先秦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在政治上提出“德治”的主張。他認為臣子對於君主並不是一種人身依附的關係，而是一種對等的關係。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臣子忠於君主才是必要的，因為這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原則。孔子一生周遊列國，以求見用於當道便是為了尋求明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一味的愚忠於自己本國的君主。近年來出土的郭店楚簡有一篇叫作《魯穆公問子思》，魯穆公問道：“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答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便是說明一個臣子的本分不在於阿諛奉承，而是能夠犯顏直諫，指出君主的錯誤和過失，只有如此，方是真正的忠臣。

到了孟子那裡，則提出了“仁政”說，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個只有以民眾利益為重的君主才具有統治的合法性，否則就應該推翻他，正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一樣，這是弔民伐罪之舉，具有天道之合理性。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後來的荀子也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認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即認為儒家的王道理想高於現實的政治，應該以王道理想為依據，而不是一味的逢迎君主。

以上便是儒家關於“忠”的主張，我們在儒家經典中也可以看出先秦時期還未出現絕對的尊君觀念。

所謂的“忠”除了強調合乎道義的忠君外，最重要的還是強調對於朋友的“忠”。如《論語》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此外，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孝悌不僅優先於忠信，而且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更是多於“忠信”，可見在孔子那裡，“孝悌”的價值是高於“忠信”的。

儒學發展到漢代，在漢武帝時出現“獨尊儒術，表彰六經”的狀況，儒學獲得了官方認可的正統地位。此時雖然已經由周代的封建制變為郡縣制，但宗法制的傳統還存在，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家國同構”。基於此，統治者意識到，用於處理家庭、宗族內部倫理關係的“孝”是可以被擴充到社會上的，這便是《禮記》所講的“資於事父而事君則敬同”。因此，《孝經》在漢代極為重視，不僅將“舉孝廉”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一種重要方式；皇帝的諡號中還含有“孝”字，如漢孝文帝、漢孝武帝等，這便說明了統治者對於“孝”的重視。

《孝經·開宗明義》便說：“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將“孝”倫理政治化，將其視為國家實行政教的根本。又說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裡便將孝親與忠君聯絡起來。

在《孝經·事君章》也說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這裡的“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便是強調對國君正確有益的政令要積極的奉行，以使其德政能夠順利實行；但同時也強調對於國君的過錯和失誤要及時加以糾正和補救，以使其惡政暴行能夠受到制止。

在《孝經》中最為精彩的便是《諫諍章》，曾子問道：“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則明確對之加以否定。孔子認為：“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不義則諍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什麼是諫諍？劉向在《說苑·臣術》中說：“有能諫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由此我們可見一個真正的忠臣孝子不是一味的“順”，有時該“逆”的時候還得“逆”。不要一味的無條件的愚忠愚孝，因為父母、君主總有糊塗的時候，如果不加以及時的阻止他們，就會讓他們犯下更大的過錯。如果是這樣，便會毀壞他們的名節。可是後來的腐儒、小說家呢，嚴重的曲解了儒家的本意，提出“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的極端言論。這也不得不讓我們唏噓“經是好經，可惜讓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但是，翻開歷史，我們發現歷史上雖然有很多愚忠愚孝的行為，但也不乏敢於犯諫直諫者。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他們敢於逆龍鱗，勇於指出皇帝的過失，不僅體現了一個臣子的赤膽忠心，也讓人們明白了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忠”。

透過以上說明，我們更加明白無誤的瞭解到儒家不僅反對愚忠愚孝，還提倡諍子和諍臣。

所謂的忠一方面是指君王的行為符合道義時，要積極的奉行；另一方面則是指君王的行為不合道義時，應該及時諫諍，以使其免於錯誤和過失。所謂的孝也是一方面指父母的行為合道義時，應該積極的順承他們，反之則要做諍子，以及時匡正他們的過失，維護他們的聲譽。

文：甪里先生

參考文獻：《說苑·臣術》《孝經》《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