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去日本的留學生不是派遣的，而是自己出去的。中國廢除科舉以後，洋文憑就是最管用的做官途徑，而去日本是留學費用最低的，甚至不懂日語都可以先去日本生活一段時間，留學難度也低。相比之下，去美國要考試，全國只能派出幾十個人，難度比考進士還大，考上清華都還只能算預備役。歐洲當初所謂去勤工儉學的，其實就是當勞工，極少數官派的如季羨林，考試難度也大，一般人去不了，自費除了超級有錢人，可能也去不了。所以大家都去日本了

師夷長技以制夷，日本是東夷。甲午戰爭後，清王朝發現日本學西洋學得比中國成功，距離又近花費便宜，所以派留學生赴日吸收先進經驗了唄

一是當初是日本打敗的中國，不瞭解敵人怎麼打敗敵人？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

二是日本國情與中國相似，文化有相近的地方，屈辱的外交史基本一樣，學習日本符合當時留學報國的國情。

三是日本離的近，中國和日本本身就有很多交流，留學日本方便。

二千多年以來，東洋日本人一直都是向中國學習的，中國正眼沒瞧過日本。

即使明治維新後日本立志“脫亞入歐”，學起了西方人的那一套，比如學穿西服、吃牛排，華人也並不以為然，被中國譏諷為“鸚鵡學舌不倫不類”。

但是，甲午戰爭後，情況發生了變化。1896年，官費派遣了13名留日學生，之後全國各省份陸續出現了官費派遣名額，到1899年止，短短三年時間，官費派遣的留學生已經多達200多人，1905-1906年間，六日學生攀升至萬人。

那麼，甲午戰爭後，一向自視甚高的清朝為什麼會積極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1、痛定思痛，華人主動尋求自強之路

甲午戰敗，中國社會瀰漫了低迷淒涼的悲憤與失敗情緒，嶺南詩人黃節，悲憤寫下了：“草木猶春榮，世運何大異，東望春可憐，千里碧血漬”的詩句。戰敗也宣告李鴻章主導的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指導的“洋務運動”的失敗，有識之士在之前學習外國的基礎上，進一步尋求自強御辱之道。

2、清朝最高統治者的推動

甲午戰敗，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曾經被輕視的日本人二十多年前開展的明治維新運動。日本的戰勝說明了它的強大，而它的強大說明了它學習西方戰略的成功。因此，甲午後第二年，光緒皇帝在一份上諭中說：

“現在講求新學，風氣大開，唯百聞不如一見，自以派人出洋遊學為要。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誠以路近費省，文字相近，已與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

也就是說，光緒皇帝認為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歷史文化相近，日文中有大量漢字，比起西文來，日本文字學起來相對容易，且留學日本路費少，交通方便。所以直接學西學不如先學日本。

3、維新派人士的大力推動

維新派人士的大力推動，也促進了日本留學的熱潮。這方面康有為最有代表性。在他看來，中國要想由弱變強，最方便易行的辦法，就是取法日本。日本就像中國維新的嚮導，測水之竿，探險之隊，嘗藥之神農，識圖之老馬。《康有為政論集》記載：

“彼與我通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鑑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悉發現於我神州大地矣”。

於是，全國掀起了學習日本所謂的“東學”的熱潮。國內出現了大量介紹日本經驗的書籍，學習日語蔚為風尚。今天漢語中的一些詞彙，如“科學、經濟、政治、國家、社會、接濟、主義、政黨”等等，都來自“東學”。有的名詞引入還經過一番曲折，如“經濟”一詞，在中國古代的意思是“經世濟國”，為了加以區別，當時翻譯為“資生、生計、理財”等詞語來替代，可惜都流行不起來，最終還是用“經濟”來對應西語中的“Economy”。

留日熱潮的評價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學習日本的“東學”，應急速成的功利色彩非常濃厚，學習日本，背後的動機就是臥薪嚐膽，儘快掌握日本經驗，報仇雪恥。

當時最流行西方的普法戰爭故事，法國戰敗，割地賠款，然而法國上下一心，再次崛起的經歷。康有為想當然的認為，西方各國富國強兵花了300年，日本學習西方花了30年，而中國透過學習日本，只需10年便可將西方和日本經驗一網打盡，實現彎道超車。

中國的這次留學日本熱潮，為之後的變法培養了大批人才，也為日後中國發展留下了隱患。康有為的美好願望，也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告終。

光緒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一場決定中日兩國國運以及在亞洲地位的戰爭爆發。這場戰爭以大清慘敗告終，東方兩個傳統大國在亞洲的地位從此互換。除了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外，大清還做了一件以往不敢想象的決定:向日本派遣留學生。

1896年，即甲午戰爭爆發一年之後，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一批13人次的留學生，由時任駐日公使透過日本政府把他們帶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進行學習。三年之後，清政府又派遣了第二批40人次的留學生前往日本學習。

其實早在19世紀7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就曾嘗試過派遣留學生遠赴海外“取經”。如果說那次向洋人的學習是清政府突破傳統之舉的話，那麼這次向日本派遣留學生顯然是大清放低姿態、突破底線的舉措。而大清之所以甘願屈身向曾經臣服於中華的東瀛島國學習，無非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中日兩國有著十分源遠的文化交流史，早在隋唐時期，日本就曾派遣過譴唐使前往大唐學習中華先進的政治、文化經驗。透過這次學習，日本不但將中華先進的文化精華原翻不動的搬運過去，同時至此之後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和風俗也逐漸趨同。所以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在學習日本方面也有著先天的優勢。

第二，中日兩國不但在文化方面趨同。相比西方遠洋，東洋日本在位置上距中國也十分之近，這便帶來了一個現實的優勢:清政府派遣的留學生前往日本的路途和時間較短，除了能夠節省路費之外，也有利於增加留學生往返兩國交流的次數。

第三，就當時國際形勢而言，日本雖然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遠不如西方列強。但在國情方面，中日兩國也較為接近，兩國同樣是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也同樣有過向西方列強學習的經歷。而兩國在學習效果方面卻是截然不同:日本透過這次學習戰勝了曾不可一世的大清。所以就日本短短几十年由弱變強的經驗，對於搖搖欲墜的大清來講是很有借鑑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