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亂世，講究鐵血效率。後世統一王朝，講究的是秩序。孔孟之道只是廣告，孔子是繼承了周的文化的，後世也是從哪裡衍生的，固有的延伸性決定一脈相承。隨著社會發展很多都在變，到了宋朝儒釋道合流，再到明朝中國越發的封閉，出了王陽明，心學越發玄乎走上一種極端。

所謂的行或不行！不在孔孟之道本身！而在於統治者的需求！春秋乃是亂世所以法家站了上風，正所謂亂世用重典。有漢以後中原基本一統！統治者希望尊卑有序！社會和諧！孔孟之道適逢其時！

簡單說，我認為：春秋戰國是中國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由於諸侯割據為各種思想流派的存在提供了基礎。漢代以後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其他思想的排他性質，加上孔孟之道迎合了統治階級的口味得以流傳。

孔孟之道，即孔子孟子關於治國理政的思想主，稱為儒家思想。

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維護統治秩序，主張統治者“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治理國家。孟子則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主張統治者施行仁政，主張仁的王道思想。一言以概之，孔孟之道即聖人聖王的治國之道，其社會構建目標是君臣，父子尊卑有序有序的大同社會。

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卑有序下的仁政，縱是後世經過不斷改造，包括三綱五常、宋明理學，其並沒有超出孔孟的尊卑觀點，只不過其實具體化，僵化了。孔孟儒家思想的發展趨勢是皇權，尊卑人倫秩序的愈發強化。

（1）春秋戰國時期為何不能被重用

參看本號的“為什麼春秋之後還是亂世”這一問題，瞭解春秋戰國的實質。

春秋戰國時，雖儒生眾多，卻未能被各國重用，孔孟之學也未能成為顯學。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結於一點，則可表述為“不合時宜”。

春秋戰國是“事異則備變”的時代，時代的主題是變革，富國強兵。既要變革，變革的物件就是周禮，周禮已不合時宜。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各諸侯國相互征伐，戰爭不斷。在動盪的歲月，各國的首要目的也絕非遵循古制，當務之急是改變不合時宜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衰落，就是奴隸主貴族階級的衰落，相對應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崛起。

孔孟所提出的克己復禮，本質上是恢復周禮，維護奴隸主貴族的利益，這當然無法取得地主階級的認可。

如果認可孔孟思想，首先，各諸侯國的合法性就不能取得，當時的諸侯國僭越稱王，相互攻伐，不尊王室，乃至臣子以下犯上取代君主等在孔子看來，都是不合乎禮的，應該受到譴責。

在此情況下，儒家絕無成為顯學的可能。

其次，爭霸戰爭需要舉全華人力物力，迫切需要君主集權以調動全域性，更需要富國強兵以滿足兼併戰爭。

孔孟則提倡仁政，反對橫徵暴斂，這在戰爭時期不利於全國財力的集中，且儒家強調恢復周禮，這是開倒車，與春秋戰國的思變主題不符。

橫向比較，法家的嚴刑峻法才是變革時期的思想，法家的君主集權論、法作為君主規整國家和社會秩序的手段，目的就是強國強兵，明顯更適合兵荒馬亂的春秋戰國。

（2）儒家自漢成為顯學

漢代秦後，漢朝迎來了五十年的基本和平，在這一過程中儒家思想經過改革逐漸符合了統治者需要，為皇權提供了新的“盤整秩序”的手段。

一直到漢武帝初期，孔孟之學一直未得到統治者的徹底重視。然則，儒學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髮展完善，已經完成了第一次重大變革。

這一次重大變革的核心就是強化“尊卑秩序”，將其提高到“第一準則”的位置。荀子吸收了法家思想，提出了“禮法並重”的主張。

董仲舒

董仲舒則更進一步改造了孔孟之學，提出了“春秋大一統”“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等思想，進一步完善了“仁政”思想。由此，經漢武帝最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成了漢代乃至後世的顯學。

（3）成為顯學的原因

儒家成為顯學的原因，可歸結於“符合時宜”。

自秦以後，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系已經形成，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權威。

首要解決的便是皇帝合法性的問題，而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學，則完美的解決了這一問題。君權神授的提出將皇帝的權威提到了制高點。由於其符合皇帝的利益訴求，自漢以後，幾無皇帝不推崇儒家的，儒家也成了後世的官學。

其次，儒家所提的尊卑有序的觀點，有利於治理天下，形成穩定的統治秩序，其仁政思想也有利於和平時期的國家建設。

自漢以後，儒家思想不斷吸收各家思想，思想體系漸趨成熟以至完善，雖然經過幾次大的改造，然其構建君主至上，尊卑有序的和諧社會的核心觀點沒有變，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原則沒有變，故而，儒家思想成了整個封建社會的顯學。

時異勢殊，學問的切於實用與否，亦隨之而變。戰國時，諸家之說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說，秦用之以並天下，可以說切於時務的興，不切於時務的就亡了。漢興起，則時長其社會久已變壞，儒家的興起亦非偶然，因為社會風氣的漸變，改正制度，興起教化非儒家不能為，是漢時的必然之勢。

戰國時期孔孟之道不能推行的原因在於，那時生存下來才是頭等大事。何以生存?戰國初期，李悝在魏國變法以後，魏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驟然暴漲，不斷強大起來的魏國開以武力吞併周邊的小封國擴張，諸國開始認識到存國和強國才是緊迫的事。能存國強國就意味著可以繼續生存下去，而生存下去的資格就是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如何提升自身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使自己不被吞併而亡國，成為當時各諸候國君主心中的頭等大事。

基於當時發展經濟與改革軍事的需要，儒家在理兵事作戰上不如兵家，運作資本上不如法家，興土木、疏河渠修水利治水患上不如墨家。在戰亂頻頻之世不得不被各國因生存為第一要務所擱置。

漢朝為什麼選擇儒家?漢初60年，天下統一前期因為需要與民休息而以道家“黃老學說”無為而治，經歷60年後，漢朝社會又出現新的問題：一是社會衣食足而不知榮辱社會風氣奢靡腐化;二是富貴多且遍地貧賤，貧富差距大。而解決社會長治久安的問題，是不能“無為”了，而是必須實施教化正社會風氣，均資本解決貧富差距大的問題。作為在哪裡？兩個問題：一是民生問題；二是教化問題。

民生問題自然是法家的事，教化則是儒家之職。儒學的興起先有社會形勢的要求，後有政治上的助力。漢朝廷其中最緊要的舉措便是為五經博士設弟子。“設科射策，勤以官祿”。儒學之士也開始在各地講學。

綜上，兩者的時代背景不同，故不能並論。前者列國紛爭，為財貨土地之爭非法家富國強兵之策不可;後者海內迷亂，聲色犬馬之亂非儒家正制教化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