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總體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因為時代的侷限性等也有消極影響，由此為後人帶來了積極和消極兩大影響，具體如下：

積極影響表現在三方面：

1、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禮”與“仁”。

在治國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2、教育思想： 首倡“有教無類”，認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

在教育實踐上，孔子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教師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應該“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他認為學生應該有好的學習方法如“舉一反三”、“溫故而知新”；學習還要結合思考“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好學“三人行必有我師”；學習態度要端正。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啟發和教育的重要意義。

3、美學思想： 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

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同時，孔子思想的消極影響也有三點，歸納為三輕：

1、輕物質。

《論語》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是說：“為追求利益而行動，就會招致更多的怨恨。”孔子還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意思是說：“君子明白大義，小人只知道小利。”可見孔子輕視、藐視利，藐視對物質利益的追求。

2、輕法制。他認為國家要以禮服人，而不是靠刑法。《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說：“用法制禁令去引導百姓，使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只是求得免於犯罪受懲，卻失去了廉恥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導百姓，使用禮制去統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也就守規矩了。”這導致現在人大於法的情形時有發生，人治大於法治，法治難以健全。

3、輕平民。他提出忠君，同時要愚民。《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意思是：魯定公問孔子：“君主怎樣使喚臣下，臣子怎樣事奉君主呢？”孔子回答說：“君主應該按照禮的要求去使喚臣子，臣子應該以忠來事奉君主。”可見他的忠是愚忠。《論語》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是說：“對於老百姓，只能使他們按照我們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們懂得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態度是愚民。尤其是三綱五常作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道德教條，更是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孔子一些思想是起到積極意義的，比如孔子的思想：“德”，“仁”，“禮”。

一。“德”。孔子認為“德”的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主的權力，高於國家及法律，是區分“仁君”與“暴君”的標準，是執政、司法的指導方針。“為政以德”表現在法理思想上，就是“以刑輔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殺”。

二，“仁”。他提出以“仁”的實現而獻身，即“殺身以成仁”的觀點，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仁”。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復禮為仁”。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觀點。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觀點。自西漢以後，孔子學說成為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極深。

三，“禮”。孔子認為“禮”作為一種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對於新起的封建地主階級也同樣是需要的。“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克己”，就是對自己有個要求，孔子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然而，孔子一些思想是消極的。比如孔子的《三綱》就是其中之一。

孔子提倡《三綱》。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立者，孔子的《三綱》的主要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意思提出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主從關係。“君為臣綱”就是臣下對君主盡心竭力，做好“忠”的角色是天下太平的關鍵；“父為子綱”就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對父母的行孝延伸出弟對兄的“悌”，孝悌是子、弟的責任和使命。“夫為妻綱”的關鍵是“節”，它用於規範夫妻構成的家庭式人倫關係。三綱”是“天理”在人倫道德中的表現。

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自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遵守的法則，治國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三綱中，孔子強調“父為子綱”是基礎，而它所要求的社會規範就是孝敬，這裡的孝是指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父母有過錯，做子女的不能觸指責和批評，父親做對是對的，做錯的刁匕也是對的，對父母話要百分之百地執行，不得有半點違抗，否則就是大逆不孝。直在其中是符合天理人情的。在父母面前，子女唯一明確的是孝敬，社會規範中的是非，善惡的標準都可不予考慮”。對父母行孝的延伸物就是弟對兄的“悌”，孝與悌是人子與兄弟的行為規範。孝悌是子、弟的責任和使命。朱熹把孝悌作為維繫“父為子綱”的核心和紐帶。

三綱之中，孔子對“君為臣綱”當是其首，對應的行為規範就是“忠”。所謂“忠”就是對君主盡心竭力，全心全意，毫無隱瞞，如果君待臣以禮，臣待君以忠，各自做好自己的角色，天下就會太平安定。忠是下對上的社會規範理念。孔子所犯的不可饒恕的錯誤思想，是從認識上的錯誤，導致後人一錯再錯，一直錯了幾千年。

是因為三綱屬於人治，不屬於法制，自我 修煉，自我制約的單方面的行為，這種思想意識，對於邪惡勢力和貪婪的侵略者沒有任何威懾力，這種思想應得到嚴厲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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