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過年覺得那時候天特別冷，雪能到小腿肚子那，街上基本沒有車了，公共汽車好久才會來一躺，現在覺得很近的路，那時候覺得很遠。姥姥家過年特別熱鬧，和我年齡相仿的表兄弟好幾個，大家一起去放鞭炮。那時候一掛鞭會北拆成一個一個的，拿著香，一個一個放，不捨得一起放的。孩子們在一起放鞭，打雪仗，堆雪人，過年的氣氛不知要比現在好太多倍。真的很懷念那無憂無慮的春節。

最好的還是年少時候的那些年，八九十年代過春節，有爺爺奶奶，伯伯姑姑、哥哥姐姐，很多都是一大家子在一起，人多了，自然就有了人氣，對於小孩，最重要的還是可以收到壓歲錢，很多小孩在臨近春節之前都會認真地說：“買一件口袋多的衣服，好裝壓歲錢”。還會在春節期間去長輩家裡拜年，期待著長輩打紅包。等到春節之後開心的炫耀自己得到多少壓歲錢，爸媽卻非常掃興的來一句“我們送出去的錢何止這麼點，都拿來上交”，想來也是十分有趣的。即使現在我們很難再遇到一大家人一起團年的機會，春節期間到親戚朋友家拜拜年，也是聯絡感情的好方法。

每到春節之際，就會有一種幸福感，而什麼是幸福，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家庭環境，對幸福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小的時候，晚上坐在床頭燈下，抓一把大白兔奶糖放床邊，再手捧一本《三國演義》，邊吃糖邊看故事書，便覺得幸福無比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慾望也開始慢慢地膨脹，當慾望得不到滿足時，幸福感便遠去了。取而代之的，恐怕就是無盡的痛苦了。　　

記憶中，小時候的春節之際，家家戶戶早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開始辦年貨了。在物資極其匱乏的年月裡，無論買什麼東西都得排隊，我總是高高興興地帶一本書，待憑票供應的魚、肉、蛋等買齊全，一天也就過去了，而我也讀完了一本書。　　

第二天，再繼續帶著票證去雜貨店排隊購買長生果、香瓜子、南瓜子、紅豆、紅棗以及蜜棗等南北雜貨。在街上，行人們提著辦好的年貨熙攘往來，個個忙得不亦樂乎，碰到熟人還互致問候，互通辦年貨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顯得熱鬧異常，一派節日歡樂氣氛。

而除夕夜的飯桌上，期待了一年的美味菜餚包括水筍紅燒肉、糖醋小黃魚、黃豆芽炒油豆腐和蛋餃肉圓粉絲白菜湯。全家都盼望這樣的好日子能夠節節高（筍），更想年年有餘，希望金元寶（蛋餃）滾滾（肉圓子）而來，新年萬事如意（黃豆芽的別名為“如意菜”）。　　

時至今日，我們除夕夜臺面上的菜餚，比當年不知豐富了多少倍，精緻了多少倍，過去盼望一年才能過上的好日子，現在輕而易舉天天能擁有。物質已然豐富到想吃什麼就有什麼，可那份來之不易的幸福感覺，反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因為我們對物質的慾望越來越高，並且喜歡與人攀比，結果越比越不快樂。

比如我的朋友大龍。

他是我在多倫多認識的朋友。十幾年前，大龍帶著妻兒一家三口移民加拿大。他們起先定居多倫多，大龍是電腦軟體工程師。太太在國內擔任英文翻譯，出國之後英文成為必需的交流工具，已不再是特長技能，等於沒了專業。好在大龍順利地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沒幾年他的工資便漲到7萬多加元，在多倫多這就算高薪階層了。　　

生活穩定之後，他們又添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兒，大龍的太太便待在家中，做全職太太。一個典型的北美幸福之家。

然而，隨著孩子漸漸地長大，大龍可以在閒暇時上上網，跟在美國的老同學聊聊天，這使他了解到美國的軟體工程師收入很高。特別是紐約的一個老同學，大學時成績不如他，收入卻比他高50%。漸漸地，大龍的心理不平衡了。　　

待他入籍成為加拿大公民後，便開始到紐約找工作。天公作美，大龍獲得了紐約一家電腦公司的聘用，起薪一跳就是8.8萬美元，以當時1美元兌換1.35加元來計算，大龍的年收入立馬增加超過55％，只需搬個家而已。他們毫不猶豫地搬到了紐約。　　

到了紐約才知道，當時紐約的房價比多倫多貴多了，想買一棟和多倫多一樣的大房子，扣除每個月的房貸後，一年算下來，發現存起來的錢和多倫多一樣多。結果自然又不滿足了。　　

那時在紐約，媒體時常報道華爾街年底分紅獎金豐厚，大龍自覺技術過硬不比別人差，他的心又活了起來。不久果真跳槽進了華爾街的證券公司，底薪又多1萬多美元，幹好了獎金至少是年薪的30%；如果公司賺大了，獎金還上不封頂。只是沒料到，華爾街非但工作壓力大，泡在公司的時間還長，令他跟妻兒聚少離多。

不過到了年底時，大龍竟然出乎意料地拿到跟底薪一樣多的大紅包，興奮之情不言而喻，頓時覺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夫婦倆高興地在郊外買下一棟早先就看中的大房子，只是距離辦公室所在的曼哈頓更遠了。

大龍天未亮便要出門，下班之時已是萬家燈火，通勤時間從兩個半小時增加到了4個小時，上班至少10小時，加班加點更是家常便飯，並且沒有加班費（拿年薪），睡覺再佔去7個小時，幾乎無閒暇時間。　　

此時大龍和太太才意識到，他們的收入雖然多了，但幸福感卻大大下降，再說時間是世上最寶貴的財富，以時間和壓力換取金錢，絕對得不償失。　　

在一次電話中大龍對我說：現在，我每天最愛享受凌晨回家聞到草地的芳香……最遺憾的是大龍後來離婚了。幾個月前，他一個人黯然地回到多倫多。　　

從大龍的故事中不難看出，假如他不跟紐約的老同學作比較，多想想他自身所擁有的，而不是一天到晚糾纏自己所沒有的，如今一家四口或許還幸福地生活在多倫多。他的故事可以用一個金融術語來形容，叫做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較優勢，也就是說，不要試圖以自己的短板去和人家的長項作比較，幸福感才會常相伴隨。

正像不久前去世的作家史鐵生所言：“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清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麼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瘡，一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麼晴朗。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時光。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我們在任何災難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　　

由此可見，幸福感取決於人的一念之差，關鍵在於：我們是更願意走近幸福，還是遠離幸福！

太多太多，兒時的樂趣。現在的小青年不會再有，兒時春節各種快樂，很多夥伴一切過年，放鞭炮，除夕之夜磕頭給長輩拜年，包水餃，蒸饅頭，做花糕，“過油”“燉肉”掛畫燈，穿新衣，太多太多，以前玩具，樂趣，全是自己製作，馬上2019年了，福大家新春愉快闔家歡樂，年發發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