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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心靈雞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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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倫哥說歷史
我覺得這個問題吧,應該從兩個方面的因素來看。
其一:在晚清以前的歷朝歷代都比較強大,也比較富足。外華人就是有什麼壞的想法和打算,也沒有機會,更別說學漢語了。自從晚清開始腐敗以後,很多國家開始大肆的侵略和進入中國,開始掠奪中國的財富,尤其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八國聯軍開始大量的侵略。用鴉片蠶食了華人,這應該也是外華人的謀略吧。要打算在中國的國土上立足,怎麼能不學習漢語呢?
其次:中國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對於累積了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來說,他的文化底蘊也是博大精深的,這也是巨大的財富,對充滿了偷窺和好奇的老外來說就更應該學習漢語了吧!
自1807年英華人馬禮遜來到中國,此後來華的西方人絡繹不絕,來華者往往揹負外交、經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國長袍馬褂客死異鄉者。人們喜歡探究來華漢學家身上的中國情結。考察這些來華西方人的生活與著述,我們深感,他們身上有的並不僅僅是中國情結,而是長期耳濡目染於中國傳統文化中而形成的“國學”情結。
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國傳統文化。美國漢學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為衛三畏。“三畏”,不僅與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從《論語》中找到淵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三畏”要求自己像中國的君子一樣為人處事要有敬畏之心。另一位美籍漢學家Chauncey Goodrich,中文名字為富善,既可以視為直接意譯自goodrich,也可以理解為輾轉取自《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富而好禮,就是富且善,是他所崇尚的人格理念。
第二,書名往往出自國學經典。英國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尋津錄》(1859),欲為來華的西方人指點迷津,幫助他們找到漢語學習的最佳路徑。對於熟讀儒家典籍的威妥瑪來說,以“尋津”為名,與中國儒家創始人孔子的尋津、問津的典故遙相呼應。威妥瑪的另一部漢語教材《語言自邇集》(1867),其中“自邇”取自《中庸》“君子之道,闢如行遠必自邇,闢如登高必自卑”。漢語學習要從基礎開始,從身邊做起,巧妙擷取化用中國儒家經典名句而成書名,顯示了作者對儒家文化的熟稔。
第三,著述扉頁不乏國學經典名句。英國漢學家馬禮遜《古漢語譯文》(1815)扉頁上的“入境而問禁 入國而問俗”來自《禮記曲禮》。威妥瑪《尋津錄》的扉頁上印有“泰山不讓土壤 河海不擇細流”,語見《史記李斯列傳》“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英國漢學家羅存德(W.Lobscheid)在所著《英華字典》(1867)的扉頁上印有“子曰:‘辭達而已矣’”,來自《論語衛靈公》。英華人薩默斯的著作《漢語手冊》扉頁上刻有“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見《孟子離婁章句下》,意思是廣博地學習,詳細地闡述,由此可以返回到能說出其要點的境地,希望人們不僅要博學,而且要精學。以上引用,都淵源有自,只有熟悉儒家經典、國學素養深厚的學者,才會樂於引用,熟練並準確地引用。
在扉頁上刻有最多國學經典名句的是法國漢學家童文獻的《西漢同文法》一書。其中五句文言文,繞書名一週,其內容對於治學做人均有涉及。左側為“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一行字,右側是“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智者樂”,書名下端自左向右為“子謂子夏子曰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一行字,以上三句均取自《論語雍也》,對君子與智者的治學為人的標準均有涉及;書名上端為“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一行字,語出《尚書說命》,闡述了教學關係,道德養成途徑等內容。書名下端還有一行小字,為“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論語述而》,強調相信並愛好古代的事物,寫書作文只需敘述和闡明前人的學說,自己不隨意創作。這恰恰表明了作為著名漢學家的童文獻在寫作《西漢同文法》時的態度,即繼承古人而不妄做發揮。一紙扉頁,薈萃經典名句,各種表明心志,國學修養之深可見一斑。
除了引用儒家經典,來華漢學家也喜歡引用俗語。比如文林士在《中國隱喻手冊》的扉頁上就引了“要通古今事,須讀五車書”這樣的諺語。
有時候,晚清的這些老外,不僅在扉頁上留下現成的國學經典名句或者俗語,他們還翻新出奇,直抒胸臆,表達自己對人對事對文化的看法。馬禮遜曾在《字典》扉頁上強調自己的著述對好學深思之人將大有幫助,大讚自己的著述乃“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據,以為考究,斯亦善讀書者之一大助”,將這樣極為正面的自我評價印在扉頁上,也是西方人坦率性格的流露。
法國漢學家顧賽芬在《法漢常談》的扉頁上徑直採用對聯的方式,表達自己溝通東西方的豪邁之情。左側上聯為“比事屬詞惟望東海西海通聲氣”,指明該書為跨文化交流而作;右側下聯為“黜華崇實敢矜大珠小珠落玉盤”,對自己著作的水準表現出足夠的自信;橫批為:“開卷有益異言無譏”,希望閱讀者能有足夠開放的視野和胸懷。
還有一些漢學家,將現成經典名句與個人感受都呈現於自己著作的扉頁。如美國漢學家衛三畏在《漢英韻府》中即如此。其所謂“取之精而用之宏。誠哉斯語!茲集諸書大旨以成是書,無非期為博雅君子之一助爾”,第一句語出《左傳昭公七年》,原為“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後世多將“取精用宏”喻為從大量的事物中取其最好的,有博觀約取、去粗取精之意。後幾句則介紹了《漢英韻府》的成書方式為“集諸書大旨以成是書”。
為什麼晚清的來華漢學家會如此注重引用經典,附會經典?他們剛到中國,初來乍到,苦於風土人情之不諳,語言文字之隔膜,無論是著述者還是刻書者都急於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著書立說,強調中國經典,尤其以扉頁語錄的方式示人,足以表達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當然,這期間也表現了西方學者對國學經典深深的認同感。於是無論為自己起名、為書作命名、扉頁上刻警句,都會讓人感受到他們對中國經典的尊崇和推重。
當然,漢學家因為學術派別宗教派別的不同,對中國經典又有認同程度的差別。比如十九世紀法國漢學在歐洲為翹楚,其中的代表人物熟稔中國國學經典,對其表現出更強的認同感,童文獻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漢學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國學經典名句,跟他們的中國老師或者中國助手不無關係。比如威妥瑪跟隨中文教師應龍田學習漢語14年,並於1861年完成了《論語》的英譯本,這也保證了他能準確使用中國經典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