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魯迅先生，是個偉大的歷史功臣。魯迅先先，僅僅用自己的一支筆，僅用一支筆而以。推動了中華民族由沒落的封建社會走向現代文明，邁定了重要一步。

我們的魯迅先生，透過簡單的散文，故事的形式，使我們知道了，封建愚昧，落後與醜惡嘴臉。

魯迅先生是民族復興一個代表。

革命尚未成功，吾輩更需努力！

顧頡剛是一個很有當時西洋留學生自由、奔放、輕浮、鄙舊的氣息的人

魯迅本人雖然批判很多舊社會風氣，但是為人方正，不說君子但也是端正一派，又從學章太炎，一身雄厚舊學功底。

顧等人鄙薄魯迅這樣的銳利而板正，魯迅看不慣這幫浪子浮躁的姿態。

兩幫人不對付是肯定的，學術圈裡為了話語權自然攻殺。

但是顧很不厚道，鹽谷溫一案，徹底讓魯迅咬牙切齒，無他，那個時代不是現在，造假傳出去，學術生涯乃至人生都完了。

魯迅先生首先不是神，而是人，是大學教授。那當年民國時期類似教授多了去了，為何獨魯迅獨樹一幟？這不能不說，是斯大林元帥那句話的影響，勝利者是不能被批評的。用中國土話講叫王侯敗寇。魯先生被勝利者稱為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旗手，但平生未與中共交往，於是講在三十年代獨島，與左翼左家關係如何，甚至不惜講新中國大將是其救助而生。以此證明其在民國時期左派知識分子地位。誠然，歷史不應也不可能被否定，但任何擴大，垮張亦不應是實事求是。回頭講顧劼剛先生與魯之分岐只是學術爭議之異見，何況顧先生還算曆史學專家而魯先生是文學家兼光環政治家，會涉獵歷史，但觀念不同而已。故不必放大差異而還原真夲即可。

謝謝邀請！這個問題顧頡剛之女顧潮這樣說;"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並未加以註明。當時有人認為此書有抄襲之嫌，父親亦持此觀點，並與陳源談了，一九二六年初，陳氏在報刊上將此事公佈出去……為了這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結了怨。"

魯迅有沒有抄襲，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鹽谷，但是鹽谷從來沒有認為魯迅的《史略》，抄襲過自己的《概論》。鹽谷不但看過《史略》，而且還把《史略》作為自已在東京帝國大學上課的教材。

1987年8月舉行的北京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日本漢學家伊藤漱平提交的報告中有一部分介紹日本紅學家松枝茂夫的經歷："到東京進入東京帝大，投入鹽谷教授門下。1929年12月提交了以《紅樓夢與曹雪芹》為題的畢業論文，並於第二年3月畢業。在最後一年，鹽谷教授講授了魯迅的《小說史略》，松技出席了聽講……"

看到這是，讀者諸君不但瞭解了魯迅和顧頡剛的矛盾是怎麼一回事，誰是誰非大概心裡也清楚了。據說當時"剽竊”案發生時，連魯迅的老對手胡適都站出來替魯迅辯解。

參考資料：《魯迅"剽竊"公案，鹽谷溫怎麼說》。

魯迅與顧頡剛的矛盾是怎麼一回事？

最早接觸魯迅的作品，還是在中小學的語文課本，零零散散地讀了幾篇，如《少年閏土》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 、《故鄉》等。真正整本讀魯迅，還是文革後期在部隊當兵時。記得1973年剛剛入伍第一年，我每個月的津貼是6元錢。除了買牙 膏、香皂、肥皂，偶爾買盒煙抽，居然還有剩餘！於是，一向迷戀讀書的我，每到星期天休息，就到駐地幾里路外的縣城逛書店。 當時，還處於“文革”時期，書店裡極少有文學類的圖書，因為解放前後幾十年出版的書大部分被打成了“毒草”，都成了禁書。 然而，由於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讚譽為“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著作卻是例外。就在這一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魯迅著作的單行本，包括雜文集《且介亭雜文》、《而已集》、《三閒集》，小說集《阿Q正傳》 、《吶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等，還有文學史研究論著《中國小說史略》。我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本接一本的買 。好在那時書價極便宜，每本也就一兩角錢，最貴的《中國小說史略》也就是一元多。

正當我把買來的魯迅作品逐本細讀之時，連隊的指導員不知道怎麼知道了。他很嚴肅地對我說：“現在部隊正學習馬列六本書，你 讀魯迅的書，不合適吧？”我辯解說：“‘六本書’我也在讀。毛主席指示，‘要讀點魯迅’，所以我才買來讀。”這之後，再沒 有人找我麻煩。幾十年過去，我收藏的魯迅的著作大約有上百本，其中包括80年代新註解的《魯迅全集》。

魯迅與顧頡剛的矛盾，是現代文壇的一樁公案。其中緣由，在魯迅日記、書信中可見端倪。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這人是陳 源之流……”，陳源在1924年在胡適的支援下與徐志摩、王世傑等共創《現代評論》雜誌，主編其中的《閒話》專欄。在此期間， 陳源與魯迅結怨，二人爆發多次筆戰。在新文學史視為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之爭。這樣，魯顧之間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二人的嫌 隙自同在廈門大學任教就開始了。1926年魯迅轉到中山大學任教。不久，中山大學也發出了對顧頡剛聘書。冤家路窄，二人的矛 盾激化，幾乎對簿公堂。一直到1936年魯迅逝世，這段恩怨才告一段落。逝者已矣，生者卻仍為之困擾。“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大釘 子，是魯迅對我過不去。”這是顧頡剛發出一生中最痛和無奈的感嘆。

顧頡剛，1893年出生於江蘇蘇州，北京大學畢業。他是是古史辨學派創始人和國學大家，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 他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建國後，他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著作等身。應毛澤東、周恩來之請，負責校 點《資治通鑑別》和《二十四史》，他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 傳》等，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其主要著作自1935年至1977年，先後被日本17家出版 社翻譯出版,頗有影響。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對於魯迅與顧頡剛的矛盾，我的管見是，二人都有意氣成分。魯迅作為新文化的旗手，固然有其偉大的一面，但是也有著文尖刻、 打擊面過大的一面。魯迅畢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缺點，可以理解。而顧頡剛為人性格有明顯缺陷，“背後造魯迅的謠，當面拍 魯迅的馬”；“做學問方面極具叛逆性，但在家庭中卻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溫順孝子”（魏邦良）。

已故著名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原會長、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富仁的遺著《魯迅與顧頡剛》最近出版，我還沒來得及看 ，想來一定有更詳盡的論述。如若想深入瞭解魯顧之爭，不妨找來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