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和《苦竹》 　　1944年年末，日寇和汪偽政權失敗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 　　這年10月，胡蘭成辦了一份偏重文藝的雜誌，月刊，取名《苦竹》。刊名緣自張愛玲在《詩與胡說》中引用的周作人翻譯的一首日本詩，詩曰：“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 　　《苦竹》的封面是炎櫻設計的。作家沈啟無在第二期的《南來隨筆》中極為稱道：“封面畫真畫得好，以大紅做底子，以大綠做配合，紅是正紅，綠是正綠，我說正，就是典雅，不奇不怪，自然的完全。用紅容易流於火燥，用綠容易流於尖新，這裡都沒有那些毛病。”沈的激賞，過於誇飾，但綠葉披拂的竹竿斜切的畫面，佈滿活躍肥大的竹葉，濃郁裡一點新翠，確有夏夜苦竹的詩意，散發出一種東方純正的美。 　　創辦《苦竹》的想法，後來胡蘭成回憶：“我辦《苦竹》心裡有著一種慶幸，因為在日常飲食起居及衣飾器皿，池田給我典型，而愛玲又給了我新意。池田的俠義生於現代，這就使人神旺，而且好處直接到得我身上，愛玲更是我的妻，天下的好都成了私情，本來如此，無論怎樣的好東西，它若與我不切身，就也不能有這樣的相知的喜氣。”這裡說的池田，即日本人池田篤紀，一年前為搭救胡蘭成出獄出力甚多。後來胡亡命日本，也是他接待的。後面的話，因為“愛玲更是我的妻”，這樣，切身的“好東西”才有“相知的喜氣”，讓人感到《苦竹》像是個“夫妻店”。 　　第一期（10月出版）有張愛玲的《談音樂》，從東方的角度論西方的音樂：“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著北方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我是華人，喜歡喧譁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位置，四下裡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劃的陰謀我害怕。”文化差異的妙想奇思，比喻如神來之筆，令人拍案叫絕。沈啟無說：“我讀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談音樂》，使我又聯想起她談畫的文章，幾乎每一篇都有她的異彩，彷彿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裡洗練出來的。”（《南來隨筆》） 　　第二期（11月出版）有張愛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寫蘇州女傭阿小在上海外華人居住的公寓的一天的家務勞動，寫阿小所看到的外華人哥爾達的生活。1972年，水晶訪問張愛玲時說到結尾部分很精彩，張愛玲爽朗地笑了。水晶從她的笑聲裡，“覺察到她是非常偏愛‘阿小悲秋’的”。（《蟬——夜訪張愛玲》） 　　這一期《苦竹》，張愛玲還重新發表了《自己的文章》。 　　《自己的文章》原來登在1944年5月出版的《新東方》雜誌第四期和第五期合刊。這篇文章一般認為是張愛玲讀了迅雨（傅雷）的批評文字後寫的反辯。其實，起因應是對胡蘭成文章的回覆。《新東方》第三期有胡蘭成的《皂隸·清客和來者》，這年1月胡蘭成初識張愛玲，他在文中讚賞張愛玲的《封鎖》“非常洗練”“簡直是寫的一篇詩”，但又說：“我喜愛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胡蘭成的這個意見，張愛玲並不認同。她在《自己的文章》中針鋒相對地作了迴應：“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當然，文章中也對迅雨批評《連環套》“錯失了最有意義的主題”的說法，作了辯解，她說：“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許多留到現在的偉大作品，原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時過境遷之後，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現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 　　第二期的《編後記》想來應是胡蘭成所寫，他說：“《自己的文章》，雖然是已經在別一刊物上邊發表過了，但是因為它是近十年來的重要文獻，無法不將它重印，以延攬它的讀者。為讀者，為我們的文章界，其中一條新路的發現，要請多數人知道。”這樣說未免言過其實，但《自己的文章》也確可以看作張愛玲的文學綱領宣言：“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鬥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裡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恆的意味。”這段“張語錄”，張迷和“張學”專家們大多熟悉。 　　張愛玲的摯友炎櫻，在第一期上有一篇《死歌》，寫修道院的孤兒，整天念死經，如一無精神的機器在唱。她感嘆“一根竹竿或一個山芋的命比他們的命有味”。炎櫻不諳中文，通常用英文寫作，而由張愛玲譯出。而這篇短文據說是她用中文直接寫就的。第二期的《生命的顏色》將人生與色彩相聯絡，顯出炎櫻對色彩的極度敏感。既然“每一種情調、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個顏色來翻譯”，因之“各個人也是顏色的跳舞、色調的舞劇”。詩人路易士稱《生命的顏色》“句句都是警句”。（《記炎櫻》） 　　《苦竹》上發文最多的自然是胡蘭成。第一期上除署名胡蘭成的《新秋試筆》外，還有署不同筆名的《周沈交惡》（江梅）、《試談國事》（敦仁）、《違世之言》（王昭午）、《星巷之談》（林望）、《閒書啟蒙》（夏隴秀）等，佔12篇文章（不包括詩和譯文）的二分之一。第二期10篇中如不計張愛玲、沈啟無和炎櫻，其餘文章看來都出自胡蘭成之手。據研究者考證，第三期8篇文章，全部由胡包辦（劉錚：《胡蘭成交遊考（一九四五年之前）》）。 　　胡蘭成慣於顧盼自雄、飛揚無忌，第一期《編後》中依然妄自沉迷，出言不遜：“《苦竹》的出版，也正是，一種軒騰的新的氣象，在這裡出發了。”讀者看到，出發儘管是出發了，只是毫不“軒騰”。第三期本該1945年1月出版，卻拖到了4月。第四期至今沒有人見到過，十有八九當初就已“胎死腹中”。 　　胡蘭成辦《苦竹》的同時，又去武漢辦《大楚報》。 1945年3月，從武漢歸來的胡蘭成已經另有新歡，騙上了護士小周。

苦竹

據說是竹子的一種，竹細而節密。這首俳佝小詩是專門拿它來寄情感懷的。

俳佝是日本韻文學的一種傳統形式，也是世界上文學中最短的格律詩之一。如“蛙躍古池內，靜瀦傳清響”是最臉炙人口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