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是嚴歌苓所著的一本小說，講述了一箇中國女人扶桑為尋夫跟隨大批到海外謀生的勞工來到美國舊金山，為生活所迫，她只能倚門賣笑從事皮肉生意，卻也因此與美國少年克里斯產生了一段糾結的愛情。
《扶桑 》是嚴歌苓作品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長篇，作者藉助史料的搜查、傳奇的情節，搭建了一幅奇異的女性生存景觀。扶桑的整個愛情故事就是一句話——‘愛我吧，不要救我’。”恰逢嚴歌苓小說《扶桑》出版20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講述移民血淚史的小說《扶桑》。昨天，該書分享會在北京大學英才交流中心舉行，作者嚴歌苓、音樂人高曉松以及主持人史航就“糟糕的歷史與優美的文學”展開對話。活動現場倒是有些戲劇性，作為唯一的女性，也是本場女主角的嚴歌苓端坐檯上，很少得到講話的機會，大部分時間，她都在看兩位男“話癆”誇獎自己的作品，高曉松拿起話筒的陣勢有些像主持自己的脫口秀節目，滔滔不絕了半小時。輪到嚴歌苓講話時，她很謙遜：“你們說得特別好，我常想，一個作家應該特別避免分析自己的人物。一個女的，當她知道自己哪兒長得好看，哪兒長得不好看以後，走起路來就會非常痛苦。”
偶遇：發現移民時代最有名的妓女
《扶桑》可以說是一部殘酷的移民血淚史，故事背景設定於19世紀北美移民潮，小說的主人公名叫扶桑，是一個被販賣到美洲做性工作的中國性奴，因具有古老東方的特色，這個女人吸引了眾多白人男性以及少年克里斯，成為西方慾望的物件。小說講述扶桑一生經歷的苦難，以及作為女人的堅守與柔韌。
談及寫作背景，嚴歌苓說，遇到這個故事“純屬意外”：1993年的一天，她跟先生約好吃午飯，因為嚴歌苓提早到了，就來到中國移民歷史陳列廳參觀，“我看到一幅巨大的照片上有一個女人，穿得非常華貴，態度非常雍容，但有一種隱秘的東西在她身上。旁邊很多白人男人在畫像前駐足，有時候是驚豔，有時是狐疑。一下子我發現，一個形象對人莫名的啟迪，有時候要比文字大。”嚴歌苓看到畫像下的一行字：舊金山淘金時代最有名的妓女。她很想搞清楚這個女人是誰，從哪裡來，有怎樣的故事。
“當時不像現在有搜尋引擎，要親自去圖書館找書。”嚴歌苓說，她看了兩年的書，也沒找到這個女人的名字，但卻漸漸對淘金時代的舊金山有了印象，一本書裡的一句話啟發了這本小說：“當年陸續被賣到舊金山的中國姑娘，有將近3000人，其中有2000多人和白人孩子有性啟蒙或者戀愛關係。”她想到，西方流傳的對中國女人身體的想象、猜測與謠言，或許可以成為故事的起源。於是便開始創作這部“移民血淚史”。
人物：我是不可能被你毀掉的
談及《扶桑》，高曉松頗有感觸，他曾在網路脫口秀《曉松奇談》上兩次提到這個作品稱：“這是一本偉大的小說。”現場，高曉松也毫不掩飾對嚴歌苓創作《扶桑》的欽佩：“我一邊看一邊說‘哎喲，這個女作家真狠啊！’一個這麼美的女人，不憐憫自己，不憐憫這個世界，也不憐憫筆下的人物。很少看到文學不需要男性救贖女人，或者不需要男性救贖世界的。但是歌苓姐筆下不需要救贖。這給我很大震撼。”
時代的主題是流動的，但東方女性的柔軟與堅韌卻未曾發生變化。在談及小說中東西方文化的衝撞折射出的中國女人的性格時，嚴歌苓說：“一直到現在，基督教男性還有一個我首先要救你，在救你的過程裡產生戀愛的臆想。但是他們不知道中國是一個受難的民族，中國女性堅強極了，柔韌極了，我是不可能被你毀掉的。男人想救人，但扶桑內心所有的呼喊和所有的需要都不在於此。扶桑的整個愛情故事就是一句話——‘愛我吧，不要救我’。”
往昔：寫《扶桑》我有一股氣
《扶桑》出版20年紀念，不僅小說中的人物命運令人嘆息，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也頗為曲折，上世紀90年代初，嚴歌苓隻身前往美國，攻讀藝術碩士。當時她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在近乎瘋狂的寫作中自我搏鬥，創作了《扶桑》。彼時，她身處異鄉，作為東方女人置身於西方多元文化價值體系之中，異質經驗的衝撞固然帶來啟發，但另一方面，陌生的環境也讓嚴歌苓極度敏感、脆弱。她將所有尖銳的疼痛都投射在小說主人公扶桑——一個半世紀前，北美第一代華人移民身上，在小說裡，她把自己對東方倫理的理解和盤托出。
完成《扶桑》之後，嚴歌苓又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後來她看到臺灣《聯合報》的徵文啟事，以一個無名寫作者的身份投稿，竟意外斬獲第一名，獲得獎金10萬元。如果沒有這次“貿然”投稿，《扶桑》手稿恐怕要和她許多其他半成品一起被塞進地下室的某個箱子裡。
現場，嚴歌苓也表達了自己對文字創作的堅持。“當年寫《扶桑》時，有一股氣，好像覺得華人在你們這裡就是被不公平地看待。寫作當時是電影節，我每天要去看電影，但還是堅持每天寫7000字，如果沒有這股氣，也不會寫這麼快吧。有人問我今天和當年的寫作狀態有區別嗎，我覺得區別很大，因為我沒有那麼憤怒了。”文/本報記者張知依
問答
問：在您作品中大多是描寫女性面對男性、權力時多災多難的命運，而這些女性往往都會在苦難的磨礪中獲得人性的光輝。有讀者說您的人物寫得都很極端，這種“極端的審美偏好”更多來自於您自己的經歷、對故事性的追求，還是對女性命運的意識思考？
嚴歌苓：我覺得我對文學寫作最感興趣的有兩點：怎麼寫好中國文字，第二就是怎麼演示人性，要把人性放在最極致環境下考量，看到人性的演變和成長。我認為心理學家不能完成的工作，文學家是可以完成的。
問：“你愛我吧，別救我”是這本書的命題，從女性的角度，您認為怎樣的愛情是好的？
嚴歌苓：男人一有“先救女人，再愛她”的主次觀念，就在愛情裡摻雜了一種“誰是主體誰是客體”的先決地位，所以我在小說裡寫的恰恰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東方女人和一個天真的有抱負的純潔理想主義，小男孩心心念念要救扶桑，就顯得非常可笑。所以扶桑一直想對他講的一句話就是：“你愛我吧，別救我。”在相愛的時候，兩個人是平等的，一旦涉及到誰救誰，這段關係就不再平等了。
問：很多移民作家都會感到文化身份的尷尬，您也寫了很多移民方面的小說，作為移民作家，您是否適應了文化身份上的定位呢？
嚴歌苓：作家這個行業實際上是最私人的工作。我從來沒有身份的尷尬，我在哪裡都是寫人的故事，到哪裡都是在書房裡面對自己，完成寫作，還是沒有什麼身份認同危機的問題。我在美國初期選擇把作家作為職業，也是想到孤注一擲——如果能寫就一直寫下去，如果不能寫下去反正還有人可以養活我嘛，哈哈。
《扶桑》是嚴歌苓所著的一本小說，講述了一箇中國女人扶桑為尋夫跟隨大批到海外謀生的勞工來到美國舊金山，為生活所迫，她只能倚門賣笑從事皮肉生意，卻也因此與美國少年克里斯產生了一段糾結的愛情。
《扶桑 》是嚴歌苓作品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長篇，作者藉助史料的搜查、傳奇的情節，搭建了一幅奇異的女性生存景觀。扶桑的整個愛情故事就是一句話——‘愛我吧，不要救我’。”恰逢嚴歌苓小說《扶桑》出版20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講述移民血淚史的小說《扶桑》。昨天，該書分享會在北京大學英才交流中心舉行，作者嚴歌苓、音樂人高曉松以及主持人史航就“糟糕的歷史與優美的文學”展開對話。活動現場倒是有些戲劇性，作為唯一的女性，也是本場女主角的嚴歌苓端坐檯上，很少得到講話的機會，大部分時間，她都在看兩位男“話癆”誇獎自己的作品，高曉松拿起話筒的陣勢有些像主持自己的脫口秀節目，滔滔不絕了半小時。輪到嚴歌苓講話時，她很謙遜：“你們說得特別好，我常想，一個作家應該特別避免分析自己的人物。一個女的，當她知道自己哪兒長得好看，哪兒長得不好看以後，走起路來就會非常痛苦。”
偶遇：發現移民時代最有名的妓女
《扶桑》可以說是一部殘酷的移民血淚史，故事背景設定於19世紀北美移民潮，小說的主人公名叫扶桑，是一個被販賣到美洲做性工作的中國性奴，因具有古老東方的特色，這個女人吸引了眾多白人男性以及少年克里斯，成為西方慾望的物件。小說講述扶桑一生經歷的苦難，以及作為女人的堅守與柔韌。
談及寫作背景，嚴歌苓說，遇到這個故事“純屬意外”：1993年的一天，她跟先生約好吃午飯，因為嚴歌苓提早到了，就來到中國移民歷史陳列廳參觀，“我看到一幅巨大的照片上有一個女人，穿得非常華貴，態度非常雍容，但有一種隱秘的東西在她身上。旁邊很多白人男人在畫像前駐足，有時候是驚豔，有時是狐疑。一下子我發現，一個形象對人莫名的啟迪，有時候要比文字大。”嚴歌苓看到畫像下的一行字：舊金山淘金時代最有名的妓女。她很想搞清楚這個女人是誰，從哪裡來，有怎樣的故事。
“當時不像現在有搜尋引擎，要親自去圖書館找書。”嚴歌苓說，她看了兩年的書，也沒找到這個女人的名字，但卻漸漸對淘金時代的舊金山有了印象，一本書裡的一句話啟發了這本小說：“當年陸續被賣到舊金山的中國姑娘，有將近3000人，其中有2000多人和白人孩子有性啟蒙或者戀愛關係。”她想到，西方流傳的對中國女人身體的想象、猜測與謠言，或許可以成為故事的起源。於是便開始創作這部“移民血淚史”。
人物：我是不可能被你毀掉的
談及《扶桑》，高曉松頗有感觸，他曾在網路脫口秀《曉松奇談》上兩次提到這個作品稱：“這是一本偉大的小說。”現場，高曉松也毫不掩飾對嚴歌苓創作《扶桑》的欽佩：“我一邊看一邊說‘哎喲，這個女作家真狠啊！’一個這麼美的女人，不憐憫自己，不憐憫這個世界，也不憐憫筆下的人物。很少看到文學不需要男性救贖女人，或者不需要男性救贖世界的。但是歌苓姐筆下不需要救贖。這給我很大震撼。”
時代的主題是流動的，但東方女性的柔軟與堅韌卻未曾發生變化。在談及小說中東西方文化的衝撞折射出的中國女人的性格時，嚴歌苓說：“一直到現在，基督教男性還有一個我首先要救你，在救你的過程裡產生戀愛的臆想。但是他們不知道中國是一個受難的民族，中國女性堅強極了，柔韌極了，我是不可能被你毀掉的。男人想救人，但扶桑內心所有的呼喊和所有的需要都不在於此。扶桑的整個愛情故事就是一句話——‘愛我吧，不要救我’。”
往昔：寫《扶桑》我有一股氣
《扶桑》出版20年紀念，不僅小說中的人物命運令人嘆息，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也頗為曲折，上世紀90年代初，嚴歌苓隻身前往美國，攻讀藝術碩士。當時她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在近乎瘋狂的寫作中自我搏鬥，創作了《扶桑》。彼時，她身處異鄉，作為東方女人置身於西方多元文化價值體系之中，異質經驗的衝撞固然帶來啟發，但另一方面，陌生的環境也讓嚴歌苓極度敏感、脆弱。她將所有尖銳的疼痛都投射在小說主人公扶桑——一個半世紀前，北美第一代華人移民身上，在小說裡，她把自己對東方倫理的理解和盤托出。
完成《扶桑》之後，嚴歌苓又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後來她看到臺灣《聯合報》的徵文啟事，以一個無名寫作者的身份投稿，竟意外斬獲第一名，獲得獎金10萬元。如果沒有這次“貿然”投稿，《扶桑》手稿恐怕要和她許多其他半成品一起被塞進地下室的某個箱子裡。
現場，嚴歌苓也表達了自己對文字創作的堅持。“當年寫《扶桑》時，有一股氣，好像覺得華人在你們這裡就是被不公平地看待。寫作當時是電影節，我每天要去看電影，但還是堅持每天寫7000字，如果沒有這股氣，也不會寫這麼快吧。有人問我今天和當年的寫作狀態有區別嗎，我覺得區別很大，因為我沒有那麼憤怒了。”文/本報記者張知依
問答
問：在您作品中大多是描寫女性面對男性、權力時多災多難的命運，而這些女性往往都會在苦難的磨礪中獲得人性的光輝。有讀者說您的人物寫得都很極端，這種“極端的審美偏好”更多來自於您自己的經歷、對故事性的追求，還是對女性命運的意識思考？
嚴歌苓：我覺得我對文學寫作最感興趣的有兩點：怎麼寫好中國文字，第二就是怎麼演示人性，要把人性放在最極致環境下考量，看到人性的演變和成長。我認為心理學家不能完成的工作，文學家是可以完成的。
問：“你愛我吧，別救我”是這本書的命題，從女性的角度，您認為怎樣的愛情是好的？
嚴歌苓：男人一有“先救女人，再愛她”的主次觀念，就在愛情裡摻雜了一種“誰是主體誰是客體”的先決地位，所以我在小說裡寫的恰恰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東方女人和一個天真的有抱負的純潔理想主義，小男孩心心念念要救扶桑，就顯得非常可笑。所以扶桑一直想對他講的一句話就是：“你愛我吧，別救我。”在相愛的時候，兩個人是平等的，一旦涉及到誰救誰，這段關係就不再平等了。
問：很多移民作家都會感到文化身份的尷尬，您也寫了很多移民方面的小說，作為移民作家，您是否適應了文化身份上的定位呢？
嚴歌苓：作家這個行業實際上是最私人的工作。我從來沒有身份的尷尬，我在哪裡都是寫人的故事，到哪裡都是在書房裡面對自己，完成寫作，還是沒有什麼身份認同危機的問題。我在美國初期選擇把作家作為職業，也是想到孤注一擲——如果能寫就一直寫下去，如果不能寫下去反正還有人可以養活我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