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朝各代中，有兩袖清風廉潔奉公的清官，自然也有貪汙腐敗的貪官。而皇帝對於那些貪官自然是深痛惡絕的，所以也會採取措施制定法律來懲治那些貪官。唐朝的李世民在反貪方面就絕招，據說他下達了一個規定，就是貪多少獎勵多少。本來貪官們可以得到雙倍的錢財了，但是他們卻苦不堪言，

在各朝各代中，有兩袖清風廉潔奉公的清官，自然也有貪汙腐敗的貪官。而皇帝對於那些貪官自然是深痛惡絕的，所以也會採取措施制定法律來懲治那些貪官。唐朝的李世民在反貪方面就絕招，據說他下達了一個規定，就是貪多少獎勵多少。本來貪官們可以得到雙倍的錢財了，但是他們卻苦不堪言，這是為何呢？

歷史上，皇帝對於貪官懲罰是非常嚴厲的，例如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因為出身平民，所以成了皇帝之後，對於平民百姓也非常的愛護的。而朱元璋對於貪官汙吏的懲治更加嚴厲，他從不徇私枉法，當初他的駙馬因為走私茶葉貪汙，就被朱元璋給處斬了。

當時公主前去求情，並且質問朱元璋：你能殺得盡這天下的貪官嗎？當時朱元璋就回答了一句：焉知殺不盡！但是雖然明朝對於貪汙的律法非常的嚴厲，但是還是沒有抑制住貪汙腐敗之風。

這麼看來，千古一帝唐太宗的反腐手段就非常的厲害了。他並不是像朱元璋那樣懲罰嚴厲，而是反其道行之。對於貪官，他不僅不懲罰，反而予以獎勵，而且貪多少就獎勵多少。按照常理來說，李世民做這個規定的話，貪汙之風將更加盛行，但是結果卻並不是這樣。

當時在朝中，有一位叫長孫順德的國公，是位德高望重的大功臣，但是他也是一位大貪官。當時有人就彈劾長孫順德貪汙的事情，後來調查之後，果然發現長孫順德貪汙了絹綢和銀兩。李世民當時就是按照貪多少獎勵多少來處置這件事的。

因為長孫順德受賄了20匹絹綢，所以李世民就獎賞他20匹絹綢。並且說愛卿家裡缺少絹綢是朕的失誤啊。李世民的做法讓長孫順德非常的羞愧，表示自己再也不貪汙了。自此之後，朝廷中就少了這些貪汙的風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其實原因非常簡單。

李世民這樣，這樣做主要是使得官員們在廣眾之下非常的難堪，我們都知道古代在朝為官的這些人都是熟讀四書五經的，而且他們都是向古聖先賢看齊，所以他們是非常愛護自己的名譽的。而李世民這樣做就是將他們的名譽毀之一旦，而且給他們一種恥辱感。

正是因為這種恥辱感，所以他們再也不敢貪了。除此之外李世民獎勵他們，同時也是給他們的一次警告，就是告訴他們這次獎勵，那麼下次的話將是人頭落地的事了。所以他們在受到了皇帝的警告之後，哪裡還敢再有任何的貪汙行為呢？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後，(長孫)順德監奴，受人饋絹事發，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鑑誡，弘益中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愧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從這一記載我們可以看出事情遠沒有我們表面理解的那麼簡單。從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唐太宗是因為“惜其功，不忍加罪”才想出用這種方法教育長孫順德“以愧其心”的。其前提是長孫順德有很大的功勞而太宗直接按律法處理又於心不忍，所以才搞了這麼一出“以退為進”的權益之計，是當時的一則特例而不是普遍現象。

另外，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對待長孫順德是因為太宗瞭解長孫順德的為人，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對其進行教育的。從上文唐太宗為長孫順德辯解“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也可以看出唐太宗對長孫順德能改過自新是抱有很大期望的。當然最後的事實也證明唐太宗不愧是能夠“識人”的明君，長孫順德也沒讓他失望。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饋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為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佔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

如果我們真的認為唐太宗時會“貪多少獎多少”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唐朝立法之初唐太宗聽從魏徴、房玄齡等人的建議“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甚”，但是唐太宗通常情況下也是依律行事的。我們來看另一個故事：

在《貞觀律》頒佈的貞觀十一年，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因貪贓入獄。李道宗從李世民還是秦王時就追隨他，不僅當時屢建奇功，而且在貞觀年間多次大敗突厥軍，也為西滅吐谷渾立下汗馬功勞，其功勳堪比漢朝衛青和霍去病。

《新唐書》：“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於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

可就是對這個功高德昭的至親，唐太宗也不網開一面，堅決依法判決。

《舊唐書·李道宗傳》“十二年，(李道宗)遷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尋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

也因為出現了李道宗貪贓枉法這樣的例子，唐太宗將魏徴的建議“按舉不法，震肅權豪”上升為國家意志，制定了一系列約束皇親貴戚豪強恣意橫行收受賄賂的律文。

《唐律》：“因官人之威，挾持形勢，及鄉閭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財物者，累倍所乞之財，坐贓論減一等。”

也就是說官員和豪強權貴如果索賄受賄，其所受財物會加倍罰沒入國庫，並且做官的降官級一級，王公所享受待遇降一個等級。如此重的懲罰措施對皇親貴戚和各級官員產生了強大的威懾力，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當時的貪汙受賄現象。

也正是經過唐太宗全力的推行依法治國，才最終形成“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的貞觀之治。因此唐太宗時候絕對不是我們認為的“貪多少政府給多少”對貪官採用獎勵政策，而實際上更明確的應該是“貪多少重罰兩倍”對貪官絕不寬恕容忍的嚴格法制政策。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是任何政治清明國家富強的朝代都是以依法治國為基本國策的，對貪汙現象也都是絕對不會容忍的。

而一旦一個朝代一個國家開始失去嚴格的法制約束，一般就是這個朝代這個國家開始步入混亂和衰退的標誌。古今明智的統治者都非常明白這個道理，而貪汙腐敗就是踐踏法律的最直接也是最普遍的方式，因此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最痛恨的。想讓統治者對貪贓枉法進行鼓勵?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怎麼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