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司馬遷的思想並不是偏向於儒家，而是儒道互補。

雖然他與漢武帝的生卒年月大致相當（漢武帝時期，罷黜儒家，獨尊儒術）。但是，從歷史上來說，司馬遷對於漢武帝那種信仰方士的做法並不贊同。

但這並不能代表他反對的是道家的文化。道家文化是崇尚自然的，和迷信和方術並不一樣。方術迷信並不能代表道家的全部。

他自己受儒家和道家兩家思想的薰陶。而且，這一特徵也貫穿在整部《史記》當中。

首先。歷史上記載說，他曾經求教於孔安國，董仲舒，但是歷史資料卻記載他們之間並沒有正式的師徒關係。而且，司馬遷編撰史記與他的父親司馬談有很大關係。

司馬談的學識思想和修撰史書的願望，對司馬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曾經記載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精通天文曆法，陰陽，順逆，推崇黃老學說。

這些都深刻的影響了司馬遷的是想。

此外，司馬談的著作《論六家要旨》闡述了陰陽，儒，墨，法，名，道德，六家學說的核心對前五家學說，既肯定也批判。但是，唯獨對道家學說推崇備至。他曾經想過試圖用道家的學說融合百家學說。

由於司馬遷沒有真正的師從，他編撰史記的思想和父親的期望有很大的關係，因此父親的思想也對司馬遷影響比較深刻。

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偏向於儒家思想的說法並不是特別合理。

司馬遷由於在李陵事件中，為李陵說話，導致漢武帝對他有誤解，因此讓他身受腐刑。這樣的遭遇更讓他重新審視事實，增強了自己的批判主義精神。

雖然司馬遷並不同意道家那種小國寡民的思想，但是卻極力推崇黃老無為而治的政治方略。

在《孔子世家》當中，更是藉助晏子批評孔子的繁文辱節，體現了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思想。

從以上五點來看的話，司馬遷的思想更偏重於儒道互補，非儒非道。因此，我們從某種意上來說，不能說司馬遷的思想重於儒家。應該中立的去看待這個事情，以正確的觀點來認識司馬遷這個人。

不是偏不偏向的問題，司馬遷就是貨真價實的儒家。

不僅是儒家，而且是偏向今文經學、具有公羊學色彩的儒家。

但是，這個問題確實非常複雜，因為司馬遷生活在一個古代中國的精神世界、意識形態、天人關係發生劇烈變動的時代，所以他的一些觀點、一些行為、一些主張，又與後世所理解的儒，又有不同，呈現出一種複雜的面貌。但是，其主要還是儒家的。

看司馬遷的思想主張，主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就可以了。

眾所周知，司馬家族歷代為史官，這個史官不純粹是今天意義上的記錄時事的人，所承擔的責任也不純粹是歷史，而是與天文曆法、古代檔案、聖賢行跡、諸子百家等都有密切關係，也就是“掌天官，通六藝”。太史公這個職位，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非學術意義上的職位。

司馬遷的父親畢生最遺憾的事情，是沒有參與皇帝封禪泰山這件事。

為什麼最遺憾？

因為這是封禪啊，什麼道家、法家，都不在乎這個的，只有儒家才會重視封禪。

司馬遷繼承了父親的志向，很多人都只看到了寫作《太史公書》這件事情上。

其實，司馬遷繼承父親志向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表現，是制定《太初曆》。

司馬遷在《史記·曆書序》中寫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自序》裡記載：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這些都是極為純粹的儒家話語，而且受命改制一類，在當時主要由公羊學來闡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裡，對此作了詳細的敘述。

漢以前有“六歷”，即：黃帝、顓頊、夏、殷、周、魯，都是四分曆。《太初曆》將一日分為八十一分，所以又稱八十一分律歷。

所以，實現對漢朝曆法的根本變革，是司馬遷身為儒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比起太史公書，制定《太初曆》可能對我們今天沒有什麼影響了，但在當時，卻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叫《太史公書》？

因為，司馬遷本來就不是在“著史”，他是在“述說”啊，他寫的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歷史書，而是一部承接《春秋》，按照儒家的觀點進行褒貶的“經書”。就像《春秋》是以“歷史”的形式體現，《太史公書》也是透過‘歷史”的形態體現，二者的道理是相似的。

大家應該仔細讀讀《太史公自序》裡，司馬談的這段話：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後面他自己說：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這裡非常明確的說明了司馬遷撰述太史公書的原因，就是要紹續《春秋》，接著做孔子的事業，《春秋》是孔子開創的，孔子“作”的，而我司馬遷雖然比不上《春秋》，只是述而不作，但其意義是一致的。

如果大家帶著這是一部經書的念頭去《史記》，就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需要說明的是，司馬遷的時代，正好趕上漢朝從漢武帝初年開始罷黜百家（說的是衛綰在漢武帝第一年發的詔令），獨尊儒術（說的是公孫弘釋出命令，從博士子弟和儒學人士中選拔官員），一直到漢宣帝、漢元帝才基本完成的儒學復興時代。

這個時間是很漫長的，歷經好幾代皇帝。司馬遷主要集中在前半段。

所以，司馬遷看上去儒學面貌略顯模糊，思想也比較活躍開發，對諸子都有吸收，這是受其時代所影響。但正因為此，我們才應更清楚的指出其儒家的身份。

司馬遷的思想確實偏向儒家。

一、儒家與法家思想的對比。

1、法家代表君主的利益，主張法律必須體現君主的意志。而儒家代表人民的利益，主張立法為民。

2、法家主張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法，以刑法奴役臣民。韓非謂之‘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明主之治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故人主用刑德，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法家無疑是法治的死敵）

而儒家反對君主以刑法捍衛君權，奴役臣民，提倡司法獨立。在孔子修訂的《尚書》中，就反對君子干涉刑獄。孔子在教授弟子仲弓時，明確反對君主‘折獄無論，以意為限。’

3、法家提倡株連，滅族。而孔子主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4、法家提倡寧枉勿縱。儒家主張疑罪從無。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孔子主張的疑罪從無，利於被告的無罪推定論，比古羅馬領先了五百年。

總之，法家是法治的死敵。孔子才是真正的法治鼻祖：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

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痛斥法家酷吏。批判漢武帝重用的法家張湯——羅織罪名，製造冤獄，用巫蠱之禍苟陷皇后，將皇族誅殺殆盡。以腹誹罪之名誅殺儒家大師，顏回的十孫顏異。

司馬遷還專門立有《循吏列傳》，歌頌他們，表達了司馬遷對法治的渴望。

此外，法家主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儒家認為，此類暴君必須誅殺。孔子謂之‘湯武革命’，。孟子謂之‘湯武誅獨夫。’

法家主張君主必須掌握無限的權利，幫君主作惡害人（請百度腹誹罪）。而儒家主張把權力關進牢籠。法家——馴服奴才。儒家——馴服君主。

最後一點，是對於士農工商的態度。法家認為，工商是國家的蛀蟲，必須消滅。秦朝建立後，採用暴力手段直接將工商沒籍，充為奴隸。黃老學派允許工商的存在，但把工商視為賤民，在經濟上打壓他們，在政治上歧視他們（《大明王朝》中的沈一石，黃老學派迫害之下的必然）。而儒家認為，職業是平等的，所謂農夫附時，百工制器，商賈趨利。

司馬遷專門寫有《貨殖列傳》，為商賈立傳。

整部《史記》，司馬遷都是舉起儒家的巴掌，猛扇法家和漢武帝的臉。

據王國維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一書，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

司馬遷就是一個儒。而且司馬遷家祖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天文家是幹什麼? 古時候的天文家和現在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古時候的天文家就是夜觀天象，為王室(皇室)預測興衰的v官員，必須懂得《易學》，而《易學》又和儒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司馬遷從小就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時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元光元年）12歲。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試想一下，如果司馬遷不是恰逢一個“尊”儒術的皇上，最後又赦免了罪行，後人又哪裡有幸看到《史記》呢？

自司馬遷始，編纂史書者盡皆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