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作《史記》，其實和一般歷史著作的寫作是一樣的，他不可能追求絕對的真實，而只追求符合歷史的邏輯。所以有很多涉及歷史人物的私密行為，司馬遷是以一種擬寫的態度去寫的，他表達的是一種相對真實。而且《史記》中這樣的內容並不多，多數情況下，司馬遷是以引用歷史資料加以一定改寫，有時還將相互矛盾的資料全部儲存下來，以供讀者參考，例如他在《老子列傳》中就寫了三個可能的老子，儘管他本人是相信第一個是真正的老子，也就是《道德經》的作者。

個人覺得《史記》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分水嶺。在之前，史書都是直接寫實，像孔子雖然特別想表達自己的想法，但他在《春秋》中只能用春秋筆法。但司馬遷雖然出身太史令世家，但由於其自身受腐刑之辱，所有他在自己的《史記》中參雜了太多的個人情感和假想。而正好當時的文人不滿漢朝對文化的管制，所以他的這種寫法一舉成名。之後的史書都受其影響，不在是站在第三者角度的記述，而是表達作者心意的小說。

司馬遷寫史記，並不是完全實寫，歷史上的大事件加上自己的想像，尤其是人物的對話，幾乎是想像和推斷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史記才顯得生動有趣，所以嚴格的講，史記是一部（有關歷史的故事），既然是故事，虛構的越生動就越有趣味。

司馬遷撰寫《史記》，參考了當時以及之前史官們留下的著作，特別是一些著作會對某個人物或某個事件有詳細記載。看過《明實錄》的同志會知道，這本書把發生在皇帝身邊的大事小事都做了詳盡記述，甚至有時候把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做了記錄，好比今天的微信直播。回到司馬遷生活的年代，西漢也有專門的史官，對一些人物和事件有具體的記載也是很正常的。即使有些人和事並沒有前人著述可以參考，司馬遷也不在現場，但是司馬遷寫史比較嚴謹，注重著作的真實，往往會透過考究、訪談等方式增加史料來源，在訪談過程中，人們也是儘量回顧事件始末，寫出來一樣會有現場感。

《史記》很像記實性文學作品，雖然司馬遷一本正經地表示對搞不準的問題採取了存疑的態度，但他多數情況下並未“存疑”，《史記》缺乏史書的嚴謹性。比如對“老子”，司馬遷明明搞不清誰是老子，有幾個老子，此老子生於何時沒於何時，卻仍能編排出老子告訴孔子的一番話，也能編排出孔子評價老子的一番話。

以前，我對《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深信不疑”，認為《史記》是第一部大部頭的正史，不容質疑，但在學術研究實踐中這個理解被徹底顛覆了。 我在釋《左傳》《論語》《道德經》《孟子》和《史記·孔子世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過程中發現了太多問題，我在相關研究中分別提出了質疑，可以從我發表的文章中找到，在這裡不贅述。

《左傳》是早於《史記》的史書，但在《左傳》中出現的史實，《史記》中的記錄大相徑庭。就這一點來看，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並未尊重史實。

《史記》雖是一部史書，但它的文學地位不可撼動，魯迅稱它為“無韻之離騷”並非妄言。能把史寫成文學作品一樣耐讀足見司馬遷的功力。比如我的熟悉的《鴻門宴》故事，寫得十分的精采，人物生動形象，語言對話逼真，好像作者就在現場。但是史畢竟是史。文學作品可以虛構，史不能攙假。《史記》出現二千一百多年，《史記》面世以來，眾多學者挑出了它在史實上相當多的毛病，考古的一些發現也否定了《史記》的一些誤記。至少可以說，《史記》對先秦歷史的記載錯誤太多。從這個角度說，“史家之絕唱”名不副實。

司馬遷製造了一些歷史英雄，也製造了一些歷史冤案。我很佩服司馬遷的文字功夫，作假煞有介事，振振有詞。完全可以這樣斷言，《史記》中涉及先秦的歷史多不足信，權當故事聽而已。

孟子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讀《史記》的先秦史取此態度可矣。

正如魯迅先生評價的那樣：“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不僅僅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就在於其中夾雜了大量的細節描寫。當然這些細節並不是憑空杜撰，是司馬遷依據史料、史實進行的一些推測和大膽的假設。我在看《韓非子》的時候發現，韓飛也是個善於用故事來說理的人物。在他的著述中有大量的故事，裡面涉及到了很多人和事。我相信沒有哪部史書和史料會把事情記得那麼詳細，分析的那麼透徹，這正是韓非子作為法家大師的能力之所在。再看《三國志》、《漢書》、《後漢書》和《資治通鑑》的時候，我發現如果單從可讀性來講，這幾部書儘管也是史學鉅著，但卻遠遠不能和《史記》相提並論。《史記》是那種閒下來時就可以拿上翻看，且能讀的津津有味的書籍。而《資治通鑑》和其他一些書讀起來有些晦澀難懂，很多史實儘管寫得十分的精確準確，但卻提不起人的興趣。比如《資治通鑑》和《史記》中，同樣寫到荊軻刺秦王的橋段，《資治通鑑》的側重點在寫大局，權謀和當局者的分析，而《史記》則側重於過程、細節和人物感情變化的描寫。兩位作者的立意不同，司馬遷要“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服務的物件是所有人而不僅僅限於統治者。而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是為了“鑑往事有資於治道”，為了帝王吸取經驗教訓。服務的物件不同，寫出來的東西自然迥異，大眾是需要聽故事的，是需要有想象的空間的，將大道理和權謀之術，把很多事情寫的那麼死板，怎麼可能有人喜歡去讀呢？在我看來，正是由於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運用了大量的人物對話描寫，才讓那一個個塵封在歷史中的人物變得活靈活現，生動的展現在我們的眼前。我記住了“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項羽，記住了“大丈夫應當如此”的劉邦，記住了“剛毅能斷”的呂雉，記住了“奇計百出”的陳平，記住了“戰無不勝”的韓信，記住了“矢志不渝、不忘初心”的司馬遷。

中國很早就有關於君主的史官制度，紀言，紀事甚至有行房記錄。

當然，有些對話仍然是情景創作。問題只在於是否相符其行為。

也不可苛求時代。那個年代，沒有這些情景反而不可信。《史記》《左傳》《戰國策》，諸子百家（爾有何言可以教我）等等都有語錄對話。你沒有反而不容於時代。

清代以來，考據之風盛行。古人為了留點智慧的閃光點，你不在意。偏偏尋章摘句扯犢子。

有時候，我不明白，糾結千百年前的一個細節有意義嗎？不分析宏觀的歷史面貌嗎？不關注經濟，政治制度，文化，百姓生活嗎？你關注一個人叫“已”還是“己”，有意義嗎？關注某某人有沒有偷人，或者某人是否同性戀……搞歷史的，一般很能混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