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中國歷史，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幾千年，只有毛主席為人民打天下，才真正改變了歷史。自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任人宰割，割土賠款，受盡屈辱。清末民初，保皇黨、革命黨、這個黨、那個黨，各種黨，都在中國大舞臺表演過。維新論、立憲論、三民主義，各種理論，都在中國實踐過。但無一成功，都救不了中國。最後只有社會主義救中國。只有毛主席領導人民打天下，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才使中國從一百多年的屈辱狀態走出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真正的大國強國。

文景之治時期較好。漢武帝時期自對匈奴連年征戰後，國力大大損耗，因此賦稅加重，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到了漢武帝末期，人口已經大大減少，而且民變時有發生，漢朝已經出現社會不穩的跡象。因此漢武帝立即調整政策，恢復漢初實行的休養生息的政策。到了漢宣帝時期，經濟恢復並超過文景之治。

但是自元帝開始，一味任用不切實際的儒家政策，對社會上兼併之風不能予以阻止，從而致使社會上的土地兼併之風越來越盛。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或為流民，或依附大的莊園主成為依附農。王莽改制，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變成了對民眾的二次掠奪。所以王莽末期，很多生存不下去的民眾成為一股股大大小小的流民，他們或掠食州縣，飄乎不定，或嘯聚山林打家劫舍。

提及漢朝的女性，就會想到那束縛女人千年的，三綱。

西漢董仲舒在先秦儒家，五倫，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三綱五常人論。三綱、五常兩詞來源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但作為道德規範的內容。則起源於孔子。董仲舒認為，在人倫關係中有三種關係最為重要，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關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兒必須無條件服從於君、父、夫，同時君、父、夫也要力人臣、子、妻做出表率。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是用來規範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

漢朝的女性也有敢於衝破世俗的，才女卓文君就敢於衝破世俗，女追男，成為後世的一段佳話。而漢朝的皇帝立後還有一套非常嚴格的女子，婚前體檢，制度，據記載，漢桓帝在立梁女瑩為皇后時，曾派官員陪同宮女對梁女瑩進行身體各個部位仔細檢查，還要聽其聲音，看她的發音如何，最後再重新檢查五官司，總之幾經反覆，才算完成，意是婚前體檢，這是選後的規矩。

史書言，其實漢朝的女子很多都是精神獨立，言行率性，較其它朝代生活更具寬鬆和自由，感情更加奔放，她們參與其它社交活動，彰顯出她們的獨立個性和時代風格。看呂后專政的多謀與從容。漢朝的女子可以協議離婚，寡婦可以再嫁，情侶可以私奔，相對來說漢朝的女子還是比較幸福的！

漢朝也是半奴隸制半封建的社會，分為普通婦女和貴族婦女兩種，漢朝婦女的生活質量，社會地位，受教育水平和思想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有學者甚至認為比後面的很多朝代都要高。

首先是婦女的婚姻，這樣可以從漢代婦女的全貌能可見一斑。

漢代貴族婦女：

漢代多有婦女封侯，得以擁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

例如，漢高祖劉邦封兄伯妻為陰安侯；呂后當政，封蕭何夫人為酇侯，樊噲妻呂嬃為臨光侯；漢文帝時，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漢武帝也曾經尊王皇后母臧氏為平原君。

由於當時社會道德中程朱理學三綱五常之類還沒有大行其道，貴族婦女們不僅地位很高，而且可以改嫁，注意，改嫁的意思是老公還沒死就再嫁人（汗一個）。

漢代出現數位皇太后如漢文帝之母薄姬、漢武帝之母王姬都是再嫁之身，堂而皇之地做國母，無人以為異。女子再嫁三嫁，亦是不絕於書。

據稱，嫁人次數最高者大約是宰相陳平的妻子，嫁給陳平已經是她的第五次婚姻。

另外，自主選擇婚姻物件似乎也在漢朝貴族婦女界很火。平陽公主和衛青的婚姻就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東漢時的孟光三十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父母遂從女願。

孫堅欲娶吳氏女子(後來的孫夫人)為妻，吳氏親戚“嫌奸輕狡，將拒焉”，夫人卻以身相許，並表示“如有不遇，命也”，最終許為婚。

普通人家的女子：

雖然普通人家的家長都喜歡攀龍附鳳，但是普通人家的女子還是崇尚自由的。

臨邛富家女子卓文君和窮才子司馬相如私奔的故事，也曾傳為千古佳話。

漢代婦女和丈夫過不下去也可以主動“求去”，即主動解除婚姻關係。

朱買臣的妻子因買臣家貧，在他四十歲時請求離異；外黃富人女已婚，為求賢夫，離婚嫁給張耳，都說明婦女有一定的自主權，和唐以後不得擅去大不相同。

而且法律也保障這種權利，認為女子求去的理由有：男子惡疾、男子家中貧困、丈夫操行不良等。 楊樹達先生曾在《漢代婚喪禮俗考》一書中說，漢代婦女“夫死，婦往往改嫁”，“雖有子女亦然”，“且有攜其子女往改嫁之家者”。

漢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漢代婦女在家庭中地位也頗高，夫妻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相敬如賓。

《漢書·張敞傳》載：張敞為婦畫眉，並說“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一時成為夫妻和美的典實。梁鴻之妻甘願椎髻、布衣，追隨他四處漂泊，歸隱山林，不僅“舉案齊眉”，更體現出夫妻之間的志同道合。除了丈夫和妻子互相禮敬，對於問題的處理，丈夫也會徵詢妻子的意見。

《漢書·竇田灌韓傳》記載：竇嬰想救灌夫，嬰夫人勸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寧可救邪”。

竇嬰雖然沒有采納妻子的建議，但夫妻之間的平等對話與和諧相處亦可閃現出來。

此外，孝成帝班婕好知書答禮、樂羊子妻屢次激勵丈夫寒窗苦讀、求取功名的事例，無不顯示出家庭關係的和諧。

對於夫妻之間平等的愛，漢人予以公開謳歌，賈捐之在朝廷上也說“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司馬遷更感嘆說：“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 子女可以從母姓是漢代婦女擁有較高地位的另一表現。

《漢書·武五子傳》載：“元鼎四年，戾太子納史良悌，產子男進，號日史皇孫。”張晏注曰“皆以舅姓為氏，以相別也”。

靈帝王美人生劉協，何皇后嫉而殺王美人，劉協由董太后撫養，稱“董侯”。

在父權家長制統治下的漢代社會，子女從母姓既有傳統的影響，也是婦女家庭地位較高的佐證。

另外，當時的出嫁女仍和原家庭聯絡密切，並受原家庭保護。

當然，孃家越牛，這種情況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