睜眼看世界的人，是個實幹家。

臨於世生而為人，何必好勇鬥狠，也不該有受迫害的忤逆心態，更別提暴力主導的社會變革，暴力會迴圈報復，毀滅破壞，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對於癢得實在熬不住的，爭強好勝的心理行為，切望拜託諸君，於商貿運轉依照規則框架而來，或小試虛幌，不要搞得大家生存艱難無以維繼。

鄭觀應自小受身為讀書人的父親所教育，惜童子試未中。咸豐八年（1858年）他16歲時奉父命從香山到上海學習經商。17歲在上海外商洋行工作的時候，他入英華書館夜課班學習英文兩年。1860年成為英國寶順洋行的買辦，並勤修英語，對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等有更深之認識。同治七年（1868年）起，他同別人合夥經營茶棧以及輪船公司等。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受聘為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總理。1880年他編訂《易言》一書，在自強運動期間，他提出“商戰”（即在商業上學習西方），並建議採取君主立憲制。同年，他離開太古，並受直隸總督李鴻章之託出任上海機器織布局及上海電報局總辦。光緒七年四月（1881年），他任上海電報局總辦。任內，他建設了津滬電線，並組織翻譯出版了《萬國電報通例》和《測量淺說》，供各地電報局使用。他還因為大北電報公司所用電碼本字碼過少，而對電碼本進行擴編，出版《四碼電報新編》。[2]1883年他升任輪船招商局總辦。

1884年，他因輪船招商局與太古輪船公司經營不善以及員工中飽私囊等所累，身心俱疲，遂退居澳門，居住於其鄭家大屋中，潛心修訂《易言》，亦即後來的名著《盛世危言》。1891年，他出任開平煤礦局總辦，翌年調任招商局幫辦。1894年，《盛世危言》完成。

武昌起義後中華民國建立，鄭觀應則專注於發展教育事業，歷任招商局公學駐校董事、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

鄭氏世居澳門，自幼受歐風薰陶，“究心政治、實業之學”，平生經驗鑄為不朽名句：“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鄭氏於澳門的故居──鄭家大屋撰寫的《盛世危言》堪稱中國近代社會極具震撼力與影響力之鉅著，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刊行後，在思想界、學術界乃至政治、經濟、軍事各界，都引起強烈反響。《盛世危言》甫問世即啟惕光緒皇帝，喚醒千百萬仁人志士，更深深影響數代偉人──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寫下光輝一頁。

鄭觀應，中國近代最早提出完整的維新理論家，啟蒙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文學家，教育家，慈善家，熱忱的愛華人士。

鄭觀應一生任過很多重要職務，在遭受人生挫折的時候，隱居澳門六年，寫出《盛世危言》一書。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書中提倡建議院，習商戰，興學校。對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是一部以富強救國的變法大典。這本書對康有為，孫中山帶來很大的影響。毛澤東在年輕的時候，曾多次讀過這本書。

鄭觀應一生從事工商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始終提出保護關稅措施，以促進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和對外貿易。他的商戰思想獨樹一幟，標新立異，對後來工商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習兵戰不如習商戰”，以及問道商戰的各種理論，在當時風靡一時。他向全體工商企業提出倡議，徹底改變傳統商業模式，接受西方國家先進的工商發展理念，做到洋為中用，中西給合。

鄭觀應的教育思想，始終提倡全民接受教育，反對科舉制度帶來的亂象。多次抨擊八股文對人才的壓抑，指出教育必須注重自然科學的進步和發展，才是民族未來的希望。必須廢除一些陳腐的儒學觀念，讓教育有所改革，有所創新。

鄭觀應的外交思想是打破陳舊的“天朝上國”傳統，交往一切可以交往的國家。重在強大自己的國家，才不被西方列強所排擠。他的國防方面，始終認為“兵在精不在於多，將在謀不在勇”。高素質的精兵強將，才是保衛國家的堅強力量。

鄭觀應的哲學思想，借鑑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管理先進的一面，提出當時的維新變法，一定要學以致用，行而後知。他許多創新的哲學理論，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鄭觀應的文學思想，不拘格調，文章康慨激昂，豪情萬丈。他的學術觀點，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始終堅守他的富強救國，措詞準確得當。作為近代一位文化名人，他的文化思想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鄭觀應屬於一個名氣和才能不匹配的人，他的一生極具傳奇色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民族資本家。但他的名氣卻遠遠不及他在中國近代史的成就，我們就來具體看看他都有哪些貢獻。

鄭觀應是一個時代先行者，他的著作《盛世危言》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除此之外，鄭觀應的主張很全面，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教育等方方面面。政治方面，鄭觀應主張在中國設議會，走君主立憲的道路，這一思想比梁啟超的維新派早了二三十年，因此鄭觀應通常被稱為中國早期的維新派。在經濟方面，鄭觀應的思想更為超前，主張在中國實行“商戰”。

鄭觀應是買辦出身，經常跟外華人打交道，而且會講英語。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在中國興起以後，鄭觀應先後投資了很多洋務派的企業，如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後來，李鴻章還任命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張之洞任命他為漢陽鐵廠總辦。鄭觀應主張中國進口西方機器，鼓勵民間資本開辦造船廠、造鐵路以及開礦。鄭觀應晚年的時候，把自己的重心從經濟領域轉到了教育，成為了很多中學的董事。

鄭觀應還認為外國入侵中國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最直接的軍事侵略，一種是較為隱蔽的經濟侵略。而且比起軍事侵略，經濟侵略更為嚴重。中國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的技術和軍事，鄭觀能看到經濟層面，實屬難得。外交方面，鄭觀應主張清政府放棄“天朝上國”的觀念，以一個主權平等的姿態去應對國際事務。

看鄭觀應的這些思想主張，再聯絡中國歷史後來的演變，只有兩個字“超前”他的眼界和做法已經超出了同時代的人。甲午中日戰爭以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宛若一貼良藥治癒了整個晚清。光緒皇帝曾經把此書印了2000多本，分發給各省的高階官員作為必讀書目。鄭觀應昔日的老搭檔張之洞評價此書：“上而以輔世，可為良藥之方”。毛主席也評價這本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

所以說，鄭觀應在中國近代史上屬於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眼界已經超越了時代本身的限制，實為不可多得的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