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人很計較，但睚眥必報的程度卻到不了。
他當時身為全中國稿費收入最高、超過民國政府中高層幹部的作家，經常在文章裡辛辣諷刺拖欠他稿費的出版商，他明明知道肯定會給，仍然給人家扣上“走狗”一類的帽子。這些出版人當時並沒有怎麼樣，但文革期間因為魯迅文章裡的一些話而受到更不公正的對待，甚至被虐致死。由於整個時代是扭曲的，魯迅的話在中間起了多大作用不好說，但他作為被立起來的神，總還是有一點責任。
我個人覺得魯迅是瞭解自己手裡拿著什麼樣的文字武器的。
北大的錢理群先生，對魯迅深有研究，他有一書《與魯迅相遇》，也談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依他的看法，有關和他人的論爭，總和魯迅的徹底性和不虛偽性有關，非個人恩怨使然，實在皆為是非問題。按照他的說法，“魯迅終其一生（甚至包括他身後，甚至直至今日）也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對手。怪不得我讀當年那些與魯迅論戰的文章，覺得魯迅是入木三分，讓人無處躲藏，而他人卻總是小心翼翼的。
當年那場著名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即“兩個口號”之爭，其間有很複雜的因素，徐懋庸要算受傷最重的之一了，他後來也有長文回憶與魯迅的關係，其中說到：“魯迅一生愛憎分明，對所愛的人，關心起來是無微不至的。”並講了種種細節。其中是不是有誤傷，我沒有深入研究，即使有，那也不屬睚眥必報，也是兩回事。
魯迅有一文叫《學界的三魂》，在對當上了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的批評中就說到，學界裡就官氣瀰漫，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是在深刻諷刺學界那些動輒宣佈自己為人民的代言人者。在此文中，魯迅還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這就是魯迅的立場，凡在這一點上虛情假意的，均是他的諷刺物件。
就說這麼點吧，也到此為止，不想再為這一問題說什麼了。
魯迅為人很計較，但睚眥必報的程度卻到不了。
他當時身為全中國稿費收入最高、超過民國政府中高層幹部的作家，經常在文章裡辛辣諷刺拖欠他稿費的出版商，他明明知道肯定會給，仍然給人家扣上“走狗”一類的帽子。這些出版人當時並沒有怎麼樣，但文革期間因為魯迅文章裡的一些話而受到更不公正的對待，甚至被虐致死。由於整個時代是扭曲的，魯迅的話在中間起了多大作用不好說，但他作為被立起來的神，總還是有一點責任。
我個人覺得魯迅是瞭解自己手裡拿著什麼樣的文字武器的。
北大的錢理群先生，對魯迅深有研究，他有一書《與魯迅相遇》，也談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依他的看法，有關和他人的論爭，總和魯迅的徹底性和不虛偽性有關，非個人恩怨使然，實在皆為是非問題。按照他的說法，“魯迅終其一生（甚至包括他身後，甚至直至今日）也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對手。怪不得我讀當年那些與魯迅論戰的文章，覺得魯迅是入木三分，讓人無處躲藏，而他人卻總是小心翼翼的。
當年那場著名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即“兩個口號”之爭，其間有很複雜的因素，徐懋庸要算受傷最重的之一了，他後來也有長文回憶與魯迅的關係，其中說到：“魯迅一生愛憎分明，對所愛的人，關心起來是無微不至的。”並講了種種細節。其中是不是有誤傷，我沒有深入研究，即使有，那也不屬睚眥必報，也是兩回事。
魯迅有一文叫《學界的三魂》，在對當上了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的批評中就說到，學界裡就官氣瀰漫，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是在深刻諷刺學界那些動輒宣佈自己為人民的代言人者。在此文中，魯迅還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這就是魯迅的立場，凡在這一點上虛情假意的，均是他的諷刺物件。
就說這麼點吧，也到此為止，不想再為這一問題說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