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20世紀60年代，印度處於閉關鎖國的境地，然而，“印度的軟體之父”柯理卻把軟體概念引入印度。70年代，許多國家、企業集中精力開發電腦硬體，對於軟體，當時人們認為是附加的、免費的而且不能獲利的。但是，柯理認為軟體具有巨大的無形價值，“軟硬體是一體的，硬體達到某種規模之後，軟體勢必有大量需求。”同時，柯理髮現開發硬體需要基礎設施和資本，而印度沒有足夠的條件來開展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因此，印度的貧窮迫使它不得不從事軟體開發，因為印度人“有優秀的數學頭腦，絕對可以編寫出最好的軟體。”根據《開啟印度資訊革命》一書的介紹，當時印度全國電腦不超過20部。今天，我們可以想象當時——印度開始以軟體開發作為國家的支撐產業時——的艱辛狀況。

第二，印度的落後體制與先進的資訊科技相互碰撞。印度仍然處於僵化落後的管理體制下，正如旅行文學大師奈波爾所描寫的，“官僚體制與種性制度共同交織成的幽暗國度”。可以說，印度軟體業的發展是不斷地突破僵化管理體制的歷程，比如柯理遊說政府解除電腦硬體進口的管制。1991年印度軟體協會主席米塔鍥而不捨，登門16次，才與財政部長會面半小時，為軟體業爭取到租稅優惠。這種不斷的碰撞，終於使政府意識到資訊科技的重要性，反過來政府傾力扶持軟體業，1999年印度成立了IT產業部，當年有16個省的省政府宣佈IT政策，有7個省成立專職工作小組或委員會。事實證明，這些機構不是擺設，而是印度軟體業發展實實在在的引擎。

第三，兩極分化下催生軟體王國。印度的兩極分化有目共睹，去過印度的人都有感受，在摩天大樓的下面，成群結隊的乞丐肆無忌憚地乞討，甚至搶奪遊人的提包。正如諾貝爾獎得主帕茲所形容的：印度充滿“兩極化對照形成的歧異”。因此，國內許多IT名流據此認為印度的“軟體大國”地位不足掛齒。

印度有70％的人口是文盲，而同時它有41萬軟體技術人員，而且這個數字還在增長。印度全國有1832個教育性科研機構和理工學院，每年大約培養7萬個計算機軟體專業人員。如今在美國，1/3的軟體工程師是印度人，有25萬人深入矽谷，這足以讓世人吃驚。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是依靠金字塔尖的2％的精英帶動98％的平民。難怪比爾·蓋茨在第一次訪問印度後，就斷言：在未來幾年中，“印度有希望成為一個軟體超級大國”。儘管文盲、人口與貧窮仍然是印度當前的三大難題，而印度政府的目標是在2008年造就“百萬軟體人才”。

第四，軟體業的外銷策略的成功應用是印度軟體業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環節。印度發展軟體業主要有兩種外銷策略，第一種是所謂的“到岸服務”，即由印度軟體公司外派工程師，駐紮在國外客戶處，完成設計；第二種是所謂的“離岸服務”，即在印度完成軟體程式開發，傳輸到客戶端進行測試、安裝。這兩種業務分別佔印度軟體產值的57％和35％。換言之，印度提供的主要是定製式的軟體服務，有品牌的套裝軟體佔的比例很小。所以，有人稱印度的軟體業模式是“軟體代工”，類似中國沿海地區發展的加工業。

當然，看到印度軟體業奇蹟的同時，也應當正視印度軟體業發展過程中的薄弱環節：比如：人才流失；高附加值產業鏈無法形成；過於依賴產業導向的教育，導致研究失去前瞻性；官僚機構的低效率；各邦之間在推動軟體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惡性競爭，導致資源浪費；以及其他深層的社會問題。

1989年印度軟體業總產值為2000萬美元，1999年達到40億美元，絕大部分是出口，成為全球第二大軟體出口國。

據麥肯錫預測，印度IT服務業在未來五年將增長五倍，年出口額超過500億美元。目前印度的軟體出口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額超過了印度全國出口總額的20％，在全印度GDP份額超過了2％。

印度有一批大型軟體公司，前四名分別為TCS、Infosys、Wipro和Satyam等，這些公司規模都超過萬人。TCS是印度頭號財團Tata下屬的諮詢公司，財團總資產超過100億美元；Infosys於1999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強之一；Winpro是一家相對集權的公司，創始人阿芝姆·普萊姆傑擁有超過八成的股份，普萊姆傑也成為印度首富；Satyam是它們中第一個在中國投資的。

“四大金剛”在中國落戶，還處於觀望狀態，投資也不大，像Infosys在華投資尚未定案，不過另外兩家來自印度的NIIT（印度國家資訊科技學院）和APTECH卻幾乎壟斷了中國的IT長期培訓市場。NIIT成立於1981年，是全球惟一教材開發達到CMM 5級的教育機構。這兩家公司用類似於培訓中國廚師的方法培訓軟體工程師：招生、培訓，直到學生畢業、找到工作，兩家公司的學費也一樣：1．8萬元。

在軟體開發和出口創匯方面，印度與中國相比處於絕對優勢，而在基礎的IT培訓方面，印度人更是殺到了中國家門口來。目前，中國的IT企業只有華為在印度有一家規模不大的軟體公司，該公司甚至因為被誣陷“為塔利班編寫軟體”而被印度政府調查，事實證明純屬莫須有。

分析一下印度軟體模式的成功因素，關鍵在於引進CMM認證，CMM是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軟體工程學會搞的一套軟體工程標準，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能力成熟度模型）共分五級，印度人對此標準異常熱心，全球獲得CMM5認證的軟體公司不過幾十家，印度佔了60％以上。

前兩年，一批中國軟體企業老總去印度考察一番，回國後掀起了一股CMM初級認證熱潮，很多華人對CMM認證也不以為然，但有一點無法迴避，那就是CMM是硬文憑、是護照，沒有它，連軟體國際市場的門都難以邁入，它實際上也是美國標準。

不過，印度模式是處於全球軟體業價值鏈的最底層，在孟加拉的女工為沃爾瑪的血汗工廠努力工作時，班加羅爾的程式設計師們也在為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軟體訂單埋頭苦幹。這些訂單可能已經被倒手好幾次，利潤被層層盤剝，而且這種代工受美國經濟影響很大，一旦美國經濟不景氣，班加羅爾的工程師們的日子也不好過。

所以，對西方列強而言，班加羅爾是軟體業的血汗工廠，而中國連成為“血汗工廠”都很艱難，因為中國的軟體業是一盤散沙，各有各的標準，標準太多則造成沒有標準的現實局面，照搬CMM是一條路子，但不妨換個思路，能不能制訂中國自己的軟體業標準，畢竟中國是21世紀最大的市場。

主要還是因為印度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所以英語教育比較好，雖然口音比較奇怪，但書面表達沒有任何問題。

其實初期印度主要是歐美的語音外包服務集中地。後來漸漸的有一些測試之類的服務外包，讓各高校開始注重軟體這一領域。而且印度其他行業發展緩慢，軟體業服務業可是直接外企高薪職業，這樣一來大量人才進入軟體行業，以至於偏科嚴重。

不過印度人原來都是把軟體業當成移民的捷徑，所以高階人才都移民了，國內並未形成很大的產業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