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各家思想熠熠生輝的時代，各個流派的思想大家比比皆是；而秦漢時期，秦始皇焚書坑儒，消滅了許多有思想的知識分子，毀壞了大部分思想精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直接扼殺了各家思想，將華人的思想領域禁錮在儒家一家，其後也就只有儒家的思想統治了知識界，再未出現過其他各家的言論，正是從漢朝開始，其他各家基本杜絕了發揚光大的可能。如果說，秦漢之後的書，其思想高度根本達不到秦之前的水平，或許有些偏差，但秦漢之後，文化繁榮，思想閃耀只是出現在儒家領域，在此之外，再為出現過其他流派的大思想家，也是事實。鑑於此，知識界有了"書不讀秦漢以後”的說法。

學術界有此一說:書不讀以秦漢以下，大概意思是說:自從中國秦漢以後朝代的書籍闡述的思想多是受到“太監文化”的影響，從而變得殘缺或不夠真實。顧名思義所謂: “太監文化”的特點是閹割後遺留下的殘缺文化，它隨著朝代的更迭和政治制度的差異化逐漸影響著當時文人的思維模式，從而導致對歷史的模糊和誤判。

當然此一說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發展史，秦漢以後就是一個虛假殘缺的歷史。它僅僅表達的是學術界對秦漢之前的“百家爭鳴”時代的一種美好憧憬和嚮往，同時也反應了學者們對虛假殘缺文化的反感和排斥。

其實不論秦漢前後中國的文化都是有著不可抹殺的教育意義。無論它受到何種影響，用辯證的思維方式去發現周遭的事物，用歷史的態度分析判斷真偽，就一定會有所收穫的。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結論呢？乍看起來似乎沒有道理，但仔細思考下還是有道理的，並且在讀書學藝的過程中也常會見到。比如《道德經》、《莊子》、《論語》仍為現代學者所尊崇，而魏晉以下的各種註解，乃至宋儒理學都為棄置。學習書法中，也先從金文篆書練起。總結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吧:

第一，在思想上。春秋戰國時代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冶鐵技術出現，生產力跳躍式發展，社會制度由奴隸制轉向封建制度，人們對社會與現實的思考越來深刻，對精神的追求越來越高尚。這些認知、思考和追求逐漸凝聚在文化中，並且經過不斷的反思、詰問、流傳、篩選，最終形成了影響人類數千年的思想文學基礎。這種基礎是根基式的，後世的各種認知、思考、豐富、發展都建立在此基礎之上，不會因為社會發展而更改。在秦漢時期，華夏一統，在璀璨文化中不斷的精選註解，保留原有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通俗化世俗化，保留產生一些不失願意的創作。並且漢朝時期，文化相對寬鬆，文學史書創作也不受政治影響，精神追求更為徹底，表達也更為接近願意。至魏晉，孔融楊修以言遇害，司馬氏高壓強迫，或不滿於時政而暗含諷刺，或媚於君主而歪解阿諛，文學表達逐漸變得隱晦而且多義。至南北朝時期，胡人暴虐中華，戰亂紛飛，生靈塗炭，生存成為最主要的問題，迫於統治暴戾，穢史汙言逐漸產生增多。至隋唐五代，文化短暫復興，思想基於秦漢，辭藻麗於南朝，但多偏於文學詩詞，史籍可信性並沒有改觀。北宋時期文化寬鬆自由，文學史儒都有較大發展。這一時期的詩詞長短句、史籍、理學也都有一定精華。南宋偏暗以後，文化開始沒落，文學典籍開始成為士大夫們互相傾軋的工具，提出的思想也未經深思熟慮便成一家之言。元朝統治時期，文化喪失，戲劇散曲之類的閒散打趣文化流行。明朝恢復中華，文化一時興起，陽明心學對後世也影響頗大，但對程朱理學的上層推崇也對文化產生一定壓制。清朝興起文字獄，對文化的破壞甚於焚書坑儒。

第二，在文字表達上。先秦文字書寫不變，商朝刻在甲骨上，周朝刻在青銅上，都是費力不便，效率低下的記錄方法。春秋戰國開始有竹簡出現，記錄手段大為豐富，文化交流也逐漸便利增加，各種思想碰撞交叉，經過不斷的檢驗流傳開始產生主流文化。這一時期，語言思想開始豐富，但並不冗餘。文字簡練，歧義多義表達較少，用很少的文字就能清晰準確地記錄事件和思想。因此，文學創作上，表意清晰，而語法質樸。讀這一時期的書，能夠準確地獲得中華思想文化的精髓，並且對於學習理解和表達也很有幫助。東漢以後紙張出現，記錄表達開始變得簡易，文化流傳也變得廣泛，人們的表達開始變得豐富，字數增加，表意豐富，四言古體，四六駢文，五七律覺，散賦長短句...語言表意形式多樣化，詩詞文賦逐漸發展頂峰。但同時，也開始出現一詞多義，一語多解，一事多寫，使得表達和理解都變得複雜起來。最糟糕的是元朝入主中原，蒙古語對漢語的表達產生了致命的影響，語法結構詞義說話方式都發生了變化，白話開始出現，表達變得隨意冗雜，理解也變得複雜困難。所以，現在聽到別人講的話，如果很生氣，一定不要急，先要琢磨琢磨是否有歧義自己理解錯了。

第三，在人文分化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發展的目的是經濟，逐漸變得清晰，導向也更加明確。這一轉變和認知也恰恰發生在先秦時期。商朝時期社會發展的文化基礎是占卜巫術，周朝時期是封建禮樂。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宋襄公以仁德戰敗、孫子兵法問世，人們開始對信仰的道義產生懷疑，開始對社會發展的目的產生思考。戰爭的目的、勞作的目的、人生的目的等諸多精神思考在這一時期深化，思考的結果也逐漸顯現，形成諸子百家。陶朱、子貢、呂不韋的出現也將商業形成一個社會共識的職業。司馬遷總結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社會發展的目標是經濟雖然沒錯，但人們的操守準則卻在變化，人文也開始分化。文學的創作不再僅是追求真理，表達思想，而逐漸出現一些聲名利益的交織，或是為了登入天子之堂，或是為了愚惑無知，或是為了誘人利己，或是為了標榜自己，或是為了阿諛他人，或是為了譭譽他人...文學的表達不再純粹，書籍承載的糟粕也逐漸增多

第四，在學習收穫上。秦漢以前的書多是各類思想、典籍、文化、記述、語法的鼻祖和源泉，讀起來未必華美絢麗，但是未經咀嚼的精華具有更豐富的營養，也能滋養出更豐碩的果實。比如舉幾個詩詞方面化用的例子，雖然不是秦漢的典籍化用，但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如我們最熟知的這些名句：

漢武帝的《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王勃的《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如果你只讀這些成名的巔峰詩句，除了仰慕吟詠之外，怕是很難有創作的收穫。但是當你讀到《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讀到南朝庾信的《馬射賦》:“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時，是否有更多的思考和創作的靈感呢？這也顯示了讀原始典籍能夠有更大的學習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