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沙俄出使準格爾的記載，準格爾的軍隊很早就配備有火繩槍，而且族人還能自己製作火藥，甚至還有大量的突厥奴隸，專門負責給軍隊打造火器。而他們的火槍製作工藝來源，就是來自中亞。 當然，源頭是歐洲，透過匈牙利人傳到奧斯曼帝國，又傳到中亞。在準格爾與沙俄早期的一次衝突之中，準格爾俘虜了一位瑞典軍人。他是早在沙俄與瑞典的戰爭中被俄國俘虜，這次陰差陽錯又成了準格爾的俘虜。 這個人在瑞典軍隊中本來就是炮兵少尉，對於火器之類的先進武器自然是十分精通。被二次俘虜之後，雙方交換條件，少尉給準格爾打十年長工，效忠於準格爾，傳授他們火器技術。十年之後準格爾就放少尉回家。就是在這十年之中，準格爾的族人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器技術，並且培養了大量的本土火器人才。

手裡有了槍，心裡就有了底。野心勃勃的蒙古人準備大軍出征，借用洋人的技術，重現蒙元帝國的輝煌！ 可惜，國力差距實在太大，當時的準格爾，鼎盛時期的人口才六十萬，到了決戰後期，死的死散的散，人口只剩下不足十五萬。

滿清則坐擁富庶的大後方，於是制定了穩紮穩打的策略，逐步蠶食準格爾在青海，甘肅，蒙西，疆東等地的軍隊，每到一地先大搞基礎建設和軍事堡壘，使得準格爾的騎兵也失去了優勢，最終一舉殲滅了準格爾。

在清王朝平定準噶爾汗國叛亂的八十多年戰爭裡，最刷新歷史愛好者認知的，正是準噶爾軍隊那武裝到牙齒的裝備水平。

比起當時蒙古各部落“弓馬騎射”的風格，同為蒙古騎兵的準噶爾軍隊，卻早已實現了“弓箭換槍”。清朝康熙皇帝親征準噶爾的烏蘭布通大戰上，準噶爾軍隊就敢部署“駝城”，其上萬火槍手以“駝城”為掩體，向衝鋒的清軍發起兇猛火力打擊。目睹此戰的法國傳教士白晉的形容：“厄魯特（準噶爾）人仗著良好的排槍的強大火力，迫使皇帝（康熙皇帝）的騎兵退出戰線”。

而到了四十年後的清朝雍正年間，再扯叛旗的準噶爾汗國，其更加升級的火器裝備，竟對清軍形成了壓倒性優勢：準噶爾軍隊裝備的“贊巴拉克火槍”和“駱駝炮”等先進火器，令清軍多次疲於招架。以清朝名將嶽鍾琪的嘆息，準噶爾軍隊的重型火槍，不但遠勝清軍火槍，甚至比清軍的輕型野戰火炮還狠。雙方的巨大差距，簡直是“我子母炮（清軍野戰炮）擊遠輕便不及賊之大鳥槍（準噶爾火槍）。”

也正是憑藉這絕對優勢，雍正年間的和通泊戰役裡，準噶爾軍隊才能集結優勢兵力裝備，成建制吃掉清軍傅爾丹部的近七千精銳，叫“康乾盛世”時代的清王朝，遭受了自順治年間衡陽戰役後，八旗的最慘痛一敗。

那麼問題來了，作為“遊牧汗國”的準噶爾汗國，為什麼會擁有如此強大的裝備水準？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準噶爾汗國良好的地理優勢。

乍一看去，準噶爾的地盤，屬於“貧瘠的西北地區”，但事實上，卻是發展火器的風水寶地。其境內不但有肥美的水草地和繁榮的商業，西部毗鄰的中亞地區，也正是火器發展的重要時期。從16世紀起，中亞列國就紛紛更新火器裝備，火器貿易更是紅紅火火。中亞的撒馬爾罕和安集延等城市，都是知名的“軍火重鎮”，長期在中亞作戰的準噶爾軍，當然近水樓臺先得月，透過戰爭和貿易等手段，源源不斷拿到精良裝備。

所以，早在清朝康熙年間時，當時的準噶爾軍隊，就與普通蒙古軍隊截然不同，相反有著中亞國家軍隊的烙印。以《秦邊紀略》記載：準噶爾軍隊的火器戰術，就完全複製烏茲別克人“先鳥炮，次射，次擊刺”的套路。更有大批中亞火器工匠與精銳士兵，直接加入到準噶爾的作戰部隊裡。這支兼有蒙古騎兵迅烈特點和中亞國家犀利火力的勁旅，確是當時清王朝的勁敵。

第二個原因，則是準噶爾汗國強大的手工業。

單靠購買和繳獲，當然不能維持一支強大的火器部隊。而準噶爾汗國在這事兒上，更是畫風清奇：不但有發達的農業，更有成熟的手工業，特別是其軍工產業，技術水準更是極高。

以《西域圖志》的形容說，準噶爾的軍工業十分發達，比如“其鐵最良”，發達的冶鐵業，也讓準噶爾有雄厚底氣鑄造槍炮。準噶爾的槍炮產業，更是突飛猛進，不但能夠自主製造各類槍支彈藥，且專門從事製造槍炮的工匠，就多達六七千戶。故宮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莊珍藏的“厄魯特鳥槍”（準噶爾自制火槍），還裝有避風雨的槍蓋，製作工藝十分精良，見證了準噶爾工匠的水準。

甚至，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準噶爾汗國已經覆滅五年後，清王朝依然根據舉報，一次性就從昔日準噶爾故地伊塞克湖畔，挖出準噶爾埋藏的“沖天炮四，沖天炮筒八，大小炮子萬餘”。如此強大的規模生產能力，足以把先進的火器，批次裝備準噶爾大軍。

而第三個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準噶爾汗國的統治者們，對火器裝備如飢似渴的學習態度。從噶爾丹時代開始，準噶爾更找到了一條快速發展火器裝備的捷徑：利用戰俘。

《準噶爾汗國史》記載：單是在伊塞克湖邊，給準噶爾人冶鐵開礦的俄國戰俘，就有一百多人。他們給準噶爾人帶來了爆炸力更強的火藥配方，教會了準噶爾人熔爐冶煉等技術，許多代表當時俄軍水準的槍炮武器，也在他們的指導下陸續造出。

這些戰俘們如此賣力，正因準噶爾統治者們的優厚政策：只要能造出硬傢伙，不但能在準噶爾享受優厚的地位待遇，甚至還能重獲自由回家。比如瑞典人雷納特，這位曾經的瑞典炮兵准尉，因戰爭被俄軍俘虜，然後又在亞梅什湖戰役裡被準噶爾俘虜，然後因一手火器技術，他被準噶爾奉為上賓，在之後的十七年裡，把西歐的野戰火器技術帶給了準噶爾人。之後也重獲自由，賺得盆滿缽滿後返回瑞典。

可以說，正是這種開放的學習態度，讓準噶爾軍隊的火力，一度對清軍形成了壓倒性優勢。而雍正年間的清王朝，也憤然開始急起直追：在雍正皇帝的全力投入下，清王朝在北京和西安設立作坊，把繳獲的準噶爾火器掰碎了研究，終於成功開發出了各種新型火器，實現了對準噶爾軍隊的火力逆襲。多年後乾隆年間的清軍，能夠成功平定準噶爾，打贏這場捍衛國家統一的戰爭，就有那些清朝軍工人員的心血。

單看清王朝與準噶爾汗國間，數十年戰爭裡的此消彼長，就可知核心技術強國，是何等重要的道理。可惜見證這個道理的清王朝，接下來卻走上“弓馬騎射”的老路，終於在鴉片戰爭裡，面對更強大的對手，蒙受了戰敗的恥辱。

從輝煌到恥辱，大清的差距，不在幾桿槍炮，而是理念的缺失。

雙方有交戰，就會會有武器掉落，初期的應該是撿的裝備的，後期有可能是沙皇的資助。但是應該規模不大，因為草原帝國缺少製造火器的必要條件，特別是鑄造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