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之所以能不斷進步其動力就是人性需求。人性需求是自然法則所賦予的天性。

正是因為人渴望生存，渴望自由，渴望利益，渴望情感，渴望尊嚴，所以發展出了科學與技術，在科學與技術的引領下，生產力不斷髮展。

顯而易見，人類的軸心動力或稱核心動力，首先是為了要能夠生存。當然，生存方式，固然有不同的宇宙觀和價值觀。但是不論是形成如何的宇宙觀，價值觀，文化，科學等，還是要首先能夠吃飽。

人類軸心的動力是什麼?答曰:性愛。人非草木，孰能無愛;因愛生情，因情萌性。人類賴性以延續，靠愛而聯姻 。性啟蒙進化，愛催生創新。古來如此，習以成規。談性並非恥辱，論愛無尚高貴。

人活著為了什麼？生！人為什麼活著？生！人是怎樣活著的？生！生人，生活，生存，道生一是生人，一生二是生活，二生三是生存，惟有生存才是人類的軸心動力，所以必須先生活，才有意義，再生人，才有價值，只有生生不息才能保證人類的生存不絕，才有生的希望(機會)，

人類軸心的動力是信仰，是民族精神，每個人都是社會成員中的一員，都應該為社會作貢獻，有了崇高的信仰，思想、道德、修養才會高尚。

是人類精神，但這種精神在現實世界中不被公認，但人類精神的本質依然存在於現代西方唯心主義的少數的哲學家的自我意識中，但聖經的真理或者說神的真理已經在創世紀中，在東方希伯來的歷史中，在以後主耶穌時代的神所立在人類面前依然是人性的原罪，而且直到世界末日人類始終接受神的審判。於是新約的存在依然是神從希伯來民族而走向全人類的救贖的恩典時代。於是基督教在現代還被稱為普世價值。不僅如此，人類人性的本質是人性原罪所支配人們精神世界或主觀世界的靈魂存在的實質，但同時在人類各民族的歷史發展中還始終被認為是真理，甚至還各自為自己民族所存在的民族文化為核心。於是這種偏見。同時也不妨礙歷史所產生的各種民族核心文化被稱為永恆真理，尤其近代革命潮流所謂永恆正義的思想，永恆正義的概念成為摧毀一切歷史舊支柱的任何低抗。而且在歷史現實中建立了政治理性的國度而所遵循的國家憲法基礎。於是在這種現實的新型的社會制度在前進中遇到極限，體現在現代依然人們靈魂深處是受人性原罪所支配的私慾的永恆性而產生歷史程序的極限。於是返回到道德缺失的理性上。繼續尋找人類的精神性價值。所以人類在歷史中不斷的文明進步。儘管人們任何改變的人們的精神世界和或主觀世界。都超不出神的真理所指示人類始終在人性的原罪中。所以這些僅僅繼續重複在歷史中，而且在未來的歷史中。始終是人性原罪所體現的現實規定性。因為是地地道道的人們靈魂存在的永恆實體。所以聖經上所說，是義人世上一個也沒有。於是這個原理區別世界上任何宗教或多神教。因為人性原罪始終是無限完善神性的人性，人性的神性直到自我生命的終點。

人類軸心的動力是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前，先要弄清題意。是人類軸心？還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程序中的“軸心時代”？若是為人類軸心，則主語缺失，指代不明，回答就尚需時日，來查證這個問題提法的出處和含義。暫時無法回答。

那麼什麼叫“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程序中的“軸心時代”呢？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定義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

這個時期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一個偉大時期，人類文明基礎的形成得到奠定和完善。古中國，印度，波斯，希臘和猶太文明異軍突起，得到蓬勃發展。終極關懷覺醒，世界各地人類文明的結晶——哲學家，思想家等著述出的元典陸續問世。

這個時期，在古中國為春秋戰國時期，有老子，孔子哲學家，思想家等聖人以及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諸子百家等代表人物，他們主要揭示自然社會和人類社會的關係，探討讓政治家們如何調整做到政治賢明以符合自然之道(即自然規律)的方法和途徑。

古印度產生了以釋迦牟尼為代表的佛教思想家。佛教思想家思考靈魂和歷史的關係。試圖用來解決使現實社會的各種衝突和矛盾，如何達到理想社會的方法和途徑。

在古希臘則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修昔底德和亞里士多德等一大批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們把重點放在探討物質世界的性質方面，試圖找到解開物質世界奧秘的途徑和方法。

而以色列的先知們把調整現實世界的矛盾途徑和方法寄託在遵從神的世界指引和安排上。

這一大批思想家，哲學家的出現，如夜空中耀眼的明星，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夜空，突破黑暗，照亮人類社會文明前進發展的路程。

“軸心時代”首先是人類社會作為衡量的一個唯一的尺度，用以衡量各個民族對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意義。

其次“軸心時代”還具有“交流人性”和“延續人性”的現實性和必要性。

終極關懷是 各個民族開始用理智的方法和道德的方式來正面對待這個世界。世界上各個民族價值觀的形成大體都是在這一階段定型的，並且這些價值觀對此後各民族的發展都起到了“範疇”的作用。

那麼，推動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程序“軸心時代”的動力是什麼呢？不妨從以下兩個方面分析:

一，人類社會的發展，引起社會發生了轉型，催發了“軸心時代”的出現。我們通過歷史知識瞭解到，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間，世界各地各民族正在經歷由奴隸制(城邦制)向封建制(君主制)轉變的歷史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生產技術不斷進步，生產資料的分配與生產力之間產生了矛盾。世界各地先後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動盪，原有的社會秩序已經不適應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有新的社會秩序的出現，對當時社會思想混亂，社會動盪以及對物質世界的重新認識，都推動著人們必須去思考。正是在這種社會發展動力的推動下，古中國，印度，希臘，波斯，以色列各民族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們才紛紛出現，思索提出解決矛盾和認識物質世界的觀點和方法。也就是說社會轉型是催生了各個民族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出現的主要動力。

二，社會轉型時期，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社會動盪，人心思定，思想家和哲學家們開始重新理智的審視社會，思考人性。思考探索建立適應社會發展，建立理想社會中新秩序的方法。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在自然和社會這個大背景下，他們似乎感覺到自然界冥冥之中的力量，是人力不可違拗和改變的，並從各自角度提出自然和社會之間及社會政治和自然之道之間如何才能夠達到和諧的方法。見異思變是推動“軸心時代”出現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