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入汴京，俘獲了徽、欽二帝以及后妃、宗室、百官數千人，連同教坊樂工、技藝工匠等也一起押往北方。

“二帝北狩”，受盡了折磨凌辱，並被封為昏德公與重昏侯，被囚禁於五國城。

徽宗在囚禁期間，精神和身體都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並寫了不少哀怨悽慘的詩句。“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燕飛”。

徽宗實在是忍受不了這種非人的生活，又聽聞自己的九兒子——康王趙構已經在今年的五月，於南京應天府登基稱帝，延續宋祚。並且還收編了不少能臣勇將，如李綱、宗澤、韓世忠等，隱隱有收復中原的趨勢。

於是在七月，徽宗派遣臣子曹勳偷偷從五國城潛逃回宋境，交給他一件背心，上書“你要快來營救父母兄弟啊”，並哭著對曹勳叮囑道：“轉告康王：不要忘記我北行之痛苦”。之後掏出白紗手帕抹淚，把手帕也交給曹勳說：“讓皇上深知我思念故國而哀痛淚下的場景”。

曹勳一路艱險，終於回到了應天府，並呈上背心、淚帕，還有告知徽宗所留的三句話，建議趙構招募敢死之士，由海路北上營救徽宗。可惜當時的趙構正面臨金兵大舉南下的形勢，又寵幸汪伯彥、黃潛善等奸臣小人，根本就不想，也不能北上救父兄。

而徽宗趙佶，自靖康二年（1127年）七月寄最後的希望於趙構，到紹興五年（1135年）病逝於五國城。趙佶被囚禁九年直至最後死去，他再也看不到宋朝的土地，對兒子的希望也慢慢地破滅了。

傳說他死後的屍體被燒做燈油，同為俘虜的趙桓也因此受到了嚴重的精神打擊，感染到了風疾。欽宗趙桓，他在金國呆了三十年，也曾經請求徽宗的韋妃，請她在送徽宗、鄭皇后等人的梓宮回宋境後，轉告兒子趙構：“若自己（指趙桓）能回去南方，當一太乙宮主足以了”。

也就是說趙桓已經不願做皇帝了，他最大的心願只是回家鄉，做個道觀主即可。不過他這簡單的情願依舊是石沉大海、杳無音訊了。

傳說趙桓最後的去世是因為在供暴君完顏亮取樂時，被亂馬踐踏而死。

一、你快來援救父母。

二、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

三、讓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國而哀痛淚下的情景。

宋徽宗被擄往金國後遭遇百般羞辱，這些史實在正史和時人筆記中都有所描述。當然對於自己的處境，宋徽宗也並非毫無作為，至少在到達金國之初，他還曾派大臣潛逃回國，向宋高宗發出求救訊號，希望兒子能夠出師北伐、迎回家人。這位奉命潛逃回國之人，名叫曹勳。

曹勳是御用詞人、殿中給事曹組之子，因為其父極受徽宗的寵信，由是得以憑父蔭入補為承信郎，並被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出身。在北宋滅亡前，曹勳已官至閣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靖康之變後，曹勳與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一起，被金兵押赴北方，一路上風餐露宿、忍飢挨餓，受盡了各種磨難。

徽欽二帝一行跋涉十餘日後，終於進入金國境內的燕山府（今北京），此時宋徽宗利用金兵看守鬆懈、眾人可以半自由活動的良機，命曹勳潛逃回故國，並親筆寫了一封御書命他藏在衣領中，內容為“可便即真，來救父母”，意思是讓倖免於難的康王趙構即位稱帝，然後派軍來解救徽欽二帝及其家人。

這封八個字的詔書，可以稱之為宋徽宗版的“衣帶詔”。跟漢獻帝“衣帶詔”託付的物件是忠義可信賴的臣子，內容為要求他們儘快誅殺國賊、擁戴皇帝親政不同，宋徽宗的“衣帶詔”則是以一個父親的身份，站在親情的角度，懇請兒子來救助父母的性命，其殷切盼望之情，讓每個身為人子者無不唏噓落淚。

除了“衣帶詔”外，宋徽宗還特別叮囑曹勳兩句話，命他務必傳達給宋高宗。其中一句為“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意思是若是有臣子提出恢復中原、北伐金國的建議，務必予以實施，不要因為擔心他的性命而畏縮不行。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宋徽宗依然希望兒子能夠北伐，即使不能解救家人的性命，也要洗刷國恥家仇。

第二句話為“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意思是宋太祖當年立下規矩，子孫後代不能殺害大臣和上書言事者，以免堵塞言路，給國家帶來大隱患。雖然這點是宋朝的祖制，但宋徽宗生怕兒子會有所懈怠、遺忘，所以對他再次重申，希望兒子不要步自己的後塵，而是要做一名兼聽則明的聖主。

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勳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並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勳間行詣王。又諭勳：“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見《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總之，曹勳攜帶著“衣帶詔”和宋徽宗的兩句口諭，以及高宗生母韋賢妃、髮妻邢秉懿的兩封書信，費盡千辛萬苦，最終成功地回返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向宋高宗一一彙報，時在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宋高宗得到父親的“衣帶詔”後痛哭流涕，將其傳遞給群臣閱覽，並徵求他們掃清中原、北伐金國的計策。

雖然迎回徽欽二帝是趙構一直在高調宣講的政治口號，但在做王爺時他大可以放開膽量來做，可一旦繼位為皇帝，內心裡卻不能再這樣想，讓二帝“爛”在北方才是他最希望見到的結果。這種心理，牽扯到地位合法性問題，也即徽欽二帝迎回來後自己該往哪兒擺的難題，一旦操作不慎，極可能釀成重大的政治危機。

所以對於皇帝的發問，深諳帝王心術的大臣們或沉默不言，或以內亂不止、兵力財力匱乏為由，建議暫緩北伐事宜，即使有建議北伐者，也是支持者寥寥。曹勳見狀便提出自己的建議，要求朝廷派勇士由海路偷襲金國的東京城，然後營救宋徽宗等人經由海路回返中原。

沒想到宰相黃潛善、汪彥伯卻大聲責難曹勳的建議荒誕不經，建議皇帝將他貶斥到外地，九年時間裡不能晉升。宋高宗思慮再三，最終竟同意黃、汪二相的建議（“勳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勳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勳於外，凡九年不得遷秩。”引文同上）。

此後，曹勳在落魄、抑鬱中煎熬14年時間，直到宋金“紹興和議”達成後才被重新委以重任，以報謝副使的身份出使金國，說服金熙宗同意送還韋賢妃，以及宋徽宗、邢秉懿的靈柩。因為出使有功，曹勳被晉升為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此後又兩度出使金國。宋孝宗即位後，曹勳出任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並加太尉，直到淳熙元年（1174年）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