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李純，繼位於中晚唐時期，在位15年，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勤勉政事，力圖中興，從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興氣象，史稱“元和中興”。

然而隨著820年唐憲宗的突然暴斃，他在晚唐所開創的大好局面也隨之戛然而止，唐王朝失去了最後振興的機會。

關於唐憲宗的死，流行三種說法,一是為方士丹藥所誤,一是為宦官所弒,一是為唐穆宗李恆所弒。後世一般認為是宦官陳弘志等所為，然而，這只是世人所看到的表面現象而已，更多人所看不到的是晚唐時期爾虞我詐、波雲詭譎的政治角鬥場。

與許多古代封建帝王的身後危機一樣，唐憲宗後期的最大問題恐怕就是儲位之爭了。唐憲宗前期力排眾議，立長子鄧王李寧為太子，但是李寧當太子僅僅兩年便病逝了。在重新確立太子人選時，憲宗考慮到政治平衡的需求，打算冊立勢力較弱的澧王李惲為皇太子，但是沒有人支援，最終的結果是憲宗做出讓步，冊立支持者眾多、勢力最強的郭貴妃（郭子儀之孫女）之子李恆為太子。

貌似事情解決了，結果大家也都滿意，皆大歡喜，殊不知已經犯下了致命錯誤。唐憲宗既然已經正式確立了太子，就應該讓眾人信服，接受現實，而不是雖然立了這個李恆為太子，卻又對那個李惲和他的擁護者繼續偏袒縱容，這就導致兩方勢力明爭暗鬥，你死我活，禍患越積越深。

終於，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出現了。憲宗的寵臣大宦官吐突承璀出於個人利益的需求，再次煽動唐憲宗重新立太子，並且朝廷輿論也開始傳言要改立太子，這就導致了以太子李恆、郭貴妃和太子的眾多黨羽、各方勢力開始相互勾結，秘密謀劃，搶先下手，最終將病中的唐憲宗害死，完成了陰謀奪權的最後一步，至此，大唐中興的最後一線希望破滅了。

不是。中唐時期，雖然宦官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權勢，但權力全部來自皇帝，對朝政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直到晚唐時期，宦官才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那時宦官才是決定唐王朝興衰的關鍵力量之一。

唐憲宗時期再次實現了唐王朝的統一，各個藩鎮都對中央政府表示服從。從政治上，雖然唐憲宗具有任意任免各個地方官員、將領的權力，但實際操作仍然要保持謹慎，以免過分刺激地方勢力。

改變這種情況需要時間，如果唐憲宗活的與李隆基一樣長的話，就能夠逐步把地方官員、將領換成忠於唐王朝的嫡系人馬。到了這個時候，才能說從政治上達到了盛世前期的標準，可以開始進行經濟等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措施推進了。再經過一段時間，國力提高、民生改善、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才能算是盛世。

所以，唐憲宗的中興只能算是有了盛世的基礎，能否實現盛世，後面還有很多影響因素。

（唐憲宗景陵）

唐憲宗是明顯的前明後暗，用當時人的說法就是“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這是唐朝皇帝的老毛病，李隆基就是這樣的典型代表。

後期的唐憲宗，任用奸人、重用宦官，並染上了唐朝皇帝的第二個老毛病——求仙問道，吃起了長生藥。吃藥之後脾氣暴躁，經常杖責宦官，不少被打死。於是，在一個夜晚，貼身侍奉的宦官出於恐懼弄死了唐憲宗，年僅43歲。

至於唐憲宗身邊的宦官雖然掌握了一定的權力，並控制神策禁軍，但正如唐憲宗自己所言，不過是家奴而已，輕易就可以殺掉，而且還不像處罰大臣一樣擔心後果。只是他沒想到，出現的後果是他無法承受，也無法控制的。

所以，唐憲宗雖然死在宦官手中，但只是一個偶然事件，並不代表宦官對唐王朝的影響力。

只有經過了一二百年的發展，晚唐時期的宦官群體才逐漸形成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從監軍到掌軍，從皇帝命令的傳達者變成決策者，並利用貼近皇帝的機會，在老皇帝死掉後決定繼承人。

如果初唐李世民時期皇權、相權（臣權）、宦官權力、地方勢力的權力對比是50：30：1：20的話，盛唐時是60：15：5：20，安史之亂後40：10：10：40，到了唐憲宗元和中興時期，可以說是60：10：15：15，而晚唐則變成10：5：25：60。

比例不一定很合適的，但至少表示出一種變化趨勢。君權先升後降、再升再降，臣權日益萎縮，宦官權力逐漸提高，地方勢力包括藩鎮大起大落。到了唐憲宗時期，雖然理順了政治方面的統治權，但也再一次把皇權推到了頂峰，所有政務都是皇帝一言而決，或者由皇帝信任的大臣或者宦官來處理。

這就帶來了皇權缺乏制約的嚴重後果，本來負責國家決策建議、決策諮詢以及行政三大事務的文官團體只保留了最基本的行政權力，對皇帝的錯誤決策無從調整和反駁，使唐王朝的皇帝往往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包括李治、李隆基，後期的武宗、宣宗、懿宗都是如此。

既然李治在懵懂當中開了皇權獨大的先河，之後的唐朝皇帝就只能接受這個結果，沒有人會願意放棄手中的權力，這是之後唐王朝一切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同時，這也決定了唐王朝的興盛和衰亡，都是這二十多個皇帝的功績和錯誤造成的，與宦官、藩鎮、異族等其他人沒有關係。

不是，可以明明白白的說不是。

歷史學家黃永年指出，唐朝宦官和皇帝的關係只是家奴和主子的關係，中晚唐宦官的所作所為，實際是家奴在參與皇室的內部糾紛，如同舊社會豪門大族裡各房的奴婢分別幫助其主子爭產業，而並非奴婢的權力真大到可以奪取整個大家族的家產。

無可否認，前期的唐憲宗勵精圖治，奮發有為，削平藩鎮，開創了元和盛世，史稱元和中興。但唐憲宗李純有一些致命的個人因素：

1、李純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後，就自以為立下了不朽之功，漸漸驕侈。任用奸臣皇甫鎛而罷免賢相裴度，政治日見衰敗；

2、信仙好佛，想求長生不老之藥，下詔徵求方士。服用長生藥後，性情變得暴躁易怒，經常斥責或誅殺左右宦官；

3、過份信任宦官，導致宦官進入權力中心，之後的唐穆宗也是透過宦官上位。如果皇帝是一位好皇帝還好說，皇帝昏庸，宦官就會為所欲為，禍國亂政，畢竟宦官普遍文化水平低在治國理政上能力不足。

4、蔡東藩先生這樣評價：憲宗之待藩鎮，忽寬忽嚴，忽撫忽討，毫無定見，殊為可笑。

所以他完全是因為自己，宦官只是皇帝的“僕人”而已，很多事情也是在皇權的授意下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