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嘉靖六年（1527），王陽明出征廣西前對弟子說出歸納自己學說的“四句教”。四句教是陽明心學的代表性言論，然而爭議從首次公開的時候就存在。當時，王陽明的兩大弟子錢德洪和王畿，對這四句話的理解發生分歧。四句教的邏輯漏洞，被利根的王畿抓住。意是源自心，是心的聲音，心體無善無惡，按理說意也是無善無惡，後邊的知、物也是無善無惡才對。如果意有善惡，可能是心體有善惡在。如果不是，源於無善無噁心體的意為何會有善惡？
儒家認為意是人對事物的思想、態度，那麼，意的善惡即使不是事物引起的，也是與之有關。王陽明說過：“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事物皆氣，所以有善惡。宋代大儒程顥也認為事物有善惡是自然之理，只是“人在萬物中，心居萬物上”，他說：“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另外，人的身體也是氣，有善惡，一般來說，意難免會受到身體的影響，這也是意有善惡的原因。因此，王畿必然得出這個結論：人不被身體慾望、外界事物影響就能保持無善無惡，所謂涵養功夫，領悟、守住心體即可。
王畿說：“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
王陽明也不能否定高材生的邏輯，只好說：“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
錢德洪認為：“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錢德洪的話沿用宋儒天命之性、習心等說法，可以理解為：“無善無惡是天性，有善有惡是習心。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復性。”
同時，王陽明也明確顯示出擔憂（流於空疏——“四句教”或王畿這種對陽明心學解讀的內在危險），他結合錢德洪的理解說：“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
“為善去惡”，在陽明心學中其實是“致良知”，換句話說，四句教第三句說成“為善去惡是致知”似乎更準確。王陽明有意明確指出自己學術體系下“格物”的意思，與宋儒區別。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陽明心學中，“致知”和“格物”意思有些重複。另外，“為善去惡是德行”，這個表述也沒問題。
有學者指出：“對‘四句教’之理解闡說歷代來存有爭議，為有明思想史的一大議題。有積極的張揚者如王畿，有謹慎的存疑者如清儒李紱，有否認者如劉宗周、黃宗羲師徒，有激烈的批判者如王夫之、顏元、張烈之流。”陽明弟子鄒守益把四句教第一句改為“至善無噁心之體”記錄，王陽明也的確說過：“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甘泉後學許孚遠在《九諦》中明確主張性體至善無惡，反對以無善無惡為宗。王夫之則認為：“天泉付法，止依北秀（神秀）南能（惠能）一轉語作葫蘆樣。”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嘉靖六年（1527），王陽明出征廣西前對弟子說出歸納自己學說的“四句教”。四句教是陽明心學的代表性言論，然而爭議從首次公開的時候就存在。當時，王陽明的兩大弟子錢德洪和王畿，對這四句話的理解發生分歧。四句教的邏輯漏洞，被利根的王畿抓住。意是源自心，是心的聲音，心體無善無惡，按理說意也是無善無惡，後邊的知、物也是無善無惡才對。如果意有善惡，可能是心體有善惡在。如果不是，源於無善無噁心體的意為何會有善惡？
儒家認為意是人對事物的思想、態度，那麼，意的善惡即使不是事物引起的，也是與之有關。王陽明說過：“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事物皆氣，所以有善惡。宋代大儒程顥也認為事物有善惡是自然之理，只是“人在萬物中，心居萬物上”，他說：“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另外，人的身體也是氣，有善惡，一般來說，意難免會受到身體的影響，這也是意有善惡的原因。因此，王畿必然得出這個結論：人不被身體慾望、外界事物影響就能保持無善無惡，所謂涵養功夫，領悟、守住心體即可。
王畿說：“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
王陽明也不能否定高材生的邏輯，只好說：“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
錢德洪認為：“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錢德洪的話沿用宋儒天命之性、習心等說法，可以理解為：“無善無惡是天性，有善有惡是習心。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復性。”
同時，王陽明也明確顯示出擔憂（流於空疏——“四句教”或王畿這種對陽明心學解讀的內在危險），他結合錢德洪的理解說：“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
“為善去惡”，在陽明心學中其實是“致良知”，換句話說，四句教第三句說成“為善去惡是致知”似乎更準確。王陽明有意明確指出自己學術體系下“格物”的意思，與宋儒區別。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陽明心學中，“致知”和“格物”意思有些重複。另外，“為善去惡是德行”，這個表述也沒問題。
有學者指出：“對‘四句教’之理解闡說歷代來存有爭議，為有明思想史的一大議題。有積極的張揚者如王畿，有謹慎的存疑者如清儒李紱，有否認者如劉宗周、黃宗羲師徒，有激烈的批判者如王夫之、顏元、張烈之流。”陽明弟子鄒守益把四句教第一句改為“至善無噁心之體”記錄，王陽明也的確說過：“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甘泉後學許孚遠在《九諦》中明確主張性體至善無惡，反對以無善無惡為宗。王夫之則認為：“天泉付法，止依北秀（神秀）南能（惠能）一轉語作葫蘆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