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阿雲案”其實案情並不複雜，審訊也很順利，但圍繞該如何判決，大宋朝堂卻先後爭論了十幾年，而且涉及範圍極廣，不僅有關於刑律之爭，還涉及到了變法派和守舊派之爭，甚至還有慎刑派和重刑派之爭，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才導致這件案子長期懸而未決，甚至最終來了個大反轉。
此案發生於北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登州有一位叫阿雲的女子，在她母親去世後不久，被許給一戶韋姓人家，而且已經履行了採納程式，也就是已經完成訂婚了。不過，當阿雲得知她的未婚夫長的很醜陋之後，心裡很不情願。一天，她趁未婚夫熟睡之際，想要將其殺死。但阿雲畢竟是個女子，最終只是致其受傷，並未致死。眼看未婚夫疼醒，阿雲慌忙逃走，而其未婚夫則報了官。
官府懷疑此事為阿雲所做，於是將其抓來審問，不等對其用刑，阿雲便將事情經過一五一十的全部交代了個清楚。時任登州知州的許遵認為，阿雲與韋氏訂婚之時，正在其為母親服喪期間，這樁婚姻按律是違法的，因此不能按照謀殺親夫的重罪論處，而應該以普通謀殺罪定罪。
案件呈送大理寺後，大理寺按照“謀殺已傷”的罪名，判處阿雲絞刑。但這個判決遭到許遵的反對，他認為“阿雲在衙門裡接受審問之時，剛開始詢問，她便將事情經過全部交代了。因此應該認定其有‘自首’的情節，應該按照‘按問欲舉’對其減二等論罪。”
△宋神宗
宋神宗見雙方意見不一，於是將該案移交刑部審理，刑部官員認為許遵為阿雲開脫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審判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不過，宋神宗卻覺得阿雲怪可憐的，法理不外乎人情，因而特意下詔，允許其納財贖罪。
誰知，此案至此遠未結束，才剛剛開始而已。
此案過後不久，許遵升任大理寺卿，御史臺官員卻上書彈劾許遵，認為許遵在阿雲案件中“議法不當”，不應該擔任大理寺卿。許遵則反駁道，“上次刑部支援大理寺判決根本不對，阿雲之罪完全符合寬免罪行的條件，要是按照大理寺的判決，就會杜絕犯人自首的道路，也會失去‘罪疑惟輕’的古訓。”
△許遵
然而，即使宋神宗下旨，朝中仍然有很多大臣不服，認為許遵的爭辯完全違背了法律本意，強烈要求組織官員重新審議，並要求罷免許遵的大理寺卿職務。宋神宗見群情洶洶，於是下詔要求翰林學士許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三人重新審定，結果三人和王安石意見一致，於是神宗下詔說“以王安石意見為準。”而原來大理寺、審刑院和刑部審理阿雲案的官員則全部因為“檢法失當”而獲罪。
△王安石
然而，事情至此仍然沒有結束。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人繼續上奏，堅持認為許公著等人意見不公，神宗於是令王安石和王師元等反對官員反覆辯論，但雙方僵持不下，誰也不能說服對方。神宗無奈之下於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下詔“從今以後，凡是因謀殺而致人受傷的，如果自首或者按問欲舉的，就上奏朝廷，由朝廷決斷”。
面對皇帝的聖旨，刑部官員劉述、丁楓認為皇帝的這份詔書不夠明確，不能發表。於是神宗乾脆重新下詔“以後碰到這類案子，按去年七月的詔書意見處理”，並將前一封詔書收回。
然而，劉述等人依舊反對，要求將前一封詔書交到中書省和樞密院合議，當時樞密院的文彥博和呂公弼都反對王安石的意見，宰相富弼也勸他不要固執己見，王安石不聽，此案久拖不決。這年八月，神宗再度下詔，“以後這類案子，還是按照今年二月的詔書辦理”，同時將劉述等人貶職，司馬光上奏力爭，神宗不予理會。
△宋哲宗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繼位，司馬光再度為相，於是再度將此案拿出議論。同年十月，宋哲宗下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於是，這件公案的處理意見又扭轉過來了。此時距離熙寧元年已有十七個多年頭了。
這件案子之所以會爭論長達十餘年，事實上爭論的焦點早已不止案件本身，而是夾雜了太多的其他因素。
△此案最後的爭論重心早已不是案子本身
1、刑律之爭。按照宋朝刑律，子女在父母服喪期間的娶妻或者出嫁是被法律明確禁止的，因此阿雲與韋氏即使已經訂婚，也屬於違法行為，官府並不支援，所以阿雲並未被認定為“謀殺親夫”，這一點大家都沒有意見。在律法層面，大家爭論的關鍵在於，阿雲是否應該“減刑”。根據《宋刑統·名例律·犯罪已發未發自首》的規定，自首減刑主要有五種情形：一是犯罪行為未被發現或受害人尚未告發，罪犯主動到官府自首的；二是罪犯所犯的輕罪已經被發現，但犯人卻主動交代了尚未被發現的重罪；三是犯罪之後，罪犯讓他人代為自首的；四是如果有容隱犯罪者行為權力的親屬或部曲、奴婢代為自首的；五是被官府捉拿後，主動承認官府問詢範圍意外罪行的。如果按照宋律的規定來看，阿雲這種“坦白從寬”顯然不屬於任何一種自首減刑的情況，許遵認為阿雲應該適用自首減刑的理由是於法不符的。
2、慎刑派和重刑派之爭。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均認為應該“用重典以救時弊”，因而推崇重刑治國，各級官員在法律執行方面，多為從嚴、從重、從快。因此，《宋刑統》雖然基本沿用《唐律》，但在宋初的執行力度上，無疑要更為嚴厲，這是符合北宋初年天下大勢的。而隨著政治社會的逐漸穩定，嚴峻的刑罰卻顯然已經不再適用，因而很多朝廷官員便希望把“罪疑惟輕”當成斷獄和立法的普遍準則，而不再是法外施恩的臨時舉措，這是慎刑派的主要觀點。而重刑派則認為應該遵從祖訓和舊例，對犯罪行為保持嚴懲態勢，從而保證威懾效果。而“登州阿雲案”恰好就發生在律法從嚴到寬的關鍵轉折階段，雙方自然據理力爭。
3、變法派和守舊派之爭。“登州阿雲案”恰好發生在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前後，王安石變法的一系列政策，顯然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這些人自然而然的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對於這些守舊派來說，他們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手段，打壓變法派，他們才不會去關心案件的本身問題，只要是王安石支援的他們就反對，只要是反對王安石的他們就支援。這是造成這種爭論持續不下、且爭論範圍逐漸擴大的主要原因，同樣也是造成哲宗時期案件出現大反轉的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登州阿雲案”看似不太複雜，但其中牽扯的方方面面元素太多，至於司馬光主張按照宋律對阿雲進行懲處，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還是單純的依法行事，甚至是為了打壓變法派，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登州阿雲案”其實案情並不複雜，審訊也很順利，但圍繞該如何判決，大宋朝堂卻先後爭論了十幾年，而且涉及範圍極廣，不僅有關於刑律之爭，還涉及到了變法派和守舊派之爭，甚至還有慎刑派和重刑派之爭，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才導致這件案子長期懸而未決，甚至最終來了個大反轉。
阿雲因定親物件太醜而意欲謀殺，對方受傷未死，朝廷爭論不下此案發生於北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登州有一位叫阿雲的女子，在她母親去世後不久，被許給一戶韋姓人家，而且已經履行了採納程式，也就是已經完成訂婚了。不過，當阿雲得知她的未婚夫長的很醜陋之後，心裡很不情願。一天，她趁未婚夫熟睡之際，想要將其殺死。但阿雲畢竟是個女子，最終只是致其受傷，並未致死。眼看未婚夫疼醒，阿雲慌忙逃走，而其未婚夫則報了官。
官府懷疑此事為阿雲所做，於是將其抓來審問，不等對其用刑，阿雲便將事情經過一五一十的全部交代了個清楚。時任登州知州的許遵認為，阿雲與韋氏訂婚之時，正在其為母親服喪期間，這樁婚姻按律是違法的，因此不能按照謀殺親夫的重罪論處，而應該以普通謀殺罪定罪。
案件呈送大理寺後，大理寺按照“謀殺已傷”的罪名，判處阿雲絞刑。但這個判決遭到許遵的反對，他認為“阿雲在衙門裡接受審問之時，剛開始詢問，她便將事情經過全部交代了。因此應該認定其有‘自首’的情節，應該按照‘按問欲舉’對其減二等論罪。”
△宋神宗
宋神宗見雙方意見不一，於是將該案移交刑部審理，刑部官員認為許遵為阿雲開脫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審判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不過，宋神宗卻覺得阿雲怪可憐的，法理不外乎人情，因而特意下詔，允許其納財贖罪。
誰知，此案至此遠未結束，才剛剛開始而已。
朝廷長期爭論不下，此案始終未有定論此案過後不久，許遵升任大理寺卿，御史臺官員卻上書彈劾許遵，認為許遵在阿雲案件中“議法不當”，不應該擔任大理寺卿。許遵則反駁道，“上次刑部支援大理寺判決根本不對，阿雲之罪完全符合寬免罪行的條件，要是按照大理寺的判決，就會杜絕犯人自首的道路，也會失去‘罪疑惟輕’的古訓。”
△許遵
然而，即使宋神宗下旨，朝中仍然有很多大臣不服，認為許遵的爭辯完全違背了法律本意，強烈要求組織官員重新審議，並要求罷免許遵的大理寺卿職務。宋神宗見群情洶洶，於是下詔要求翰林學士許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三人重新審定，結果三人和王安石意見一致，於是神宗下詔說“以王安石意見為準。”而原來大理寺、審刑院和刑部審理阿雲案的官員則全部因為“檢法失當”而獲罪。
△王安石
然而，事情至此仍然沒有結束。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人繼續上奏，堅持認為許公著等人意見不公，神宗於是令王安石和王師元等反對官員反覆辯論，但雙方僵持不下，誰也不能說服對方。神宗無奈之下於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下詔“從今以後，凡是因謀殺而致人受傷的，如果自首或者按問欲舉的，就上奏朝廷，由朝廷決斷”。
面對皇帝的聖旨，刑部官員劉述、丁楓認為皇帝的這份詔書不夠明確，不能發表。於是神宗乾脆重新下詔“以後碰到這類案子，按去年七月的詔書意見處理”，並將前一封詔書收回。
然而，劉述等人依舊反對，要求將前一封詔書交到中書省和樞密院合議，當時樞密院的文彥博和呂公弼都反對王安石的意見，宰相富弼也勸他不要固執己見，王安石不聽，此案久拖不決。這年八月，神宗再度下詔，“以後這類案子，還是按照今年二月的詔書辦理”，同時將劉述等人貶職，司馬光上奏力爭，神宗不予理會。
△宋哲宗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繼位，司馬光再度為相，於是再度將此案拿出議論。同年十月，宋哲宗下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於是，這件公案的處理意見又扭轉過來了。此時距離熙寧元年已有十七個多年頭了。
此案為何久而未決，爭論的焦點早已不止案件本身這件案子之所以會爭論長達十餘年，事實上爭論的焦點早已不止案件本身，而是夾雜了太多的其他因素。
△此案最後的爭論重心早已不是案子本身
1、刑律之爭。按照宋朝刑律，子女在父母服喪期間的娶妻或者出嫁是被法律明確禁止的，因此阿雲與韋氏即使已經訂婚，也屬於違法行為，官府並不支援，所以阿雲並未被認定為“謀殺親夫”，這一點大家都沒有意見。在律法層面，大家爭論的關鍵在於，阿雲是否應該“減刑”。根據《宋刑統·名例律·犯罪已發未發自首》的規定，自首減刑主要有五種情形：一是犯罪行為未被發現或受害人尚未告發，罪犯主動到官府自首的；二是罪犯所犯的輕罪已經被發現，但犯人卻主動交代了尚未被發現的重罪；三是犯罪之後，罪犯讓他人代為自首的；四是如果有容隱犯罪者行為權力的親屬或部曲、奴婢代為自首的；五是被官府捉拿後，主動承認官府問詢範圍意外罪行的。如果按照宋律的規定來看，阿雲這種“坦白從寬”顯然不屬於任何一種自首減刑的情況，許遵認為阿雲應該適用自首減刑的理由是於法不符的。
2、慎刑派和重刑派之爭。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均認為應該“用重典以救時弊”，因而推崇重刑治國，各級官員在法律執行方面，多為從嚴、從重、從快。因此，《宋刑統》雖然基本沿用《唐律》，但在宋初的執行力度上，無疑要更為嚴厲，這是符合北宋初年天下大勢的。而隨著政治社會的逐漸穩定，嚴峻的刑罰卻顯然已經不再適用，因而很多朝廷官員便希望把“罪疑惟輕”當成斷獄和立法的普遍準則，而不再是法外施恩的臨時舉措，這是慎刑派的主要觀點。而重刑派則認為應該遵從祖訓和舊例，對犯罪行為保持嚴懲態勢，從而保證威懾效果。而“登州阿雲案”恰好就發生在律法從嚴到寬的關鍵轉折階段，雙方自然據理力爭。
3、變法派和守舊派之爭。“登州阿雲案”恰好發生在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前後，王安石變法的一系列政策，顯然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這些人自然而然的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對於這些守舊派來說，他們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手段，打壓變法派，他們才不會去關心案件的本身問題，只要是王安石支援的他們就反對，只要是反對王安石的他們就支援。這是造成這種爭論持續不下、且爭論範圍逐漸擴大的主要原因，同樣也是造成哲宗時期案件出現大反轉的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登州阿雲案”看似不太複雜，但其中牽扯的方方面面元素太多，至於司馬光主張按照宋律對阿雲進行懲處，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還是單純的依法行事，甚至是為了打壓變法派，我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