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百度就好了嘛～～不過我認為，儒家和法家最根本的區別，還是對人性認識的觀點。法家是認為“人性本惡”的，只有嚴刑厲法才能震懾人民，震懾人心中的“惡”！但也正因為嚴酷的統治，導致秦朝二世而亡，所以治國一味的壓制不可取。儒家是相信“人性本善”，或者不能說是“善”，他是相信人心中自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只要多教誨，就可以激發這種力量向善，進而誠心正意修身，得浩然之氣，後面就近乎於道了

法家與儒家思想截然不同，可以說是水火不容：

一、法家是把人民關進牢籠。儒家是用禮法把君主和權力關進牢籠。人民卻擁有廣泛的自由——禮不下庶人。

二、法家是提倡法律體現君主的意志——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民也。儒家提倡法律體現人民的利益——奉法以利民。

三、法家主張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罰。韓非謂之：主臥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而儒家則反對君主幹涉刑獄。孔子明確反對君主‘’折獄無論，以意為限。‘’

四、法家主張夷租連坐，寧枉勿縱。儒家主張不罪無辜，疑罪從無，利於被告的無罪推定論。孔子謂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又曰：大辟，疑，赦。

總之，儒家提倡法治，而法家則是法治的頭號死敵。

五、儒家提倡富民，法家提倡貧民；儒家提倡強民，法家提倡弱民。儒家提倡智民，法家提倡愚民。法家不允許人民擁有武器。不允許人民有獨立的思想——人類一思考，法家就煩惱。梁啟超批判其為‘防民之術。’

六、儒家提倡言論自由，批評政治，罵天子者無罪。所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法家扼殺思想，扼殺言論，定誹謗罪——罵天子者死，議政治者誅。

儒家從來沒有單純以德治國，孔子從周，周講明德慎罰，明德是道德教化的一面，慎罰是以法治理的一面。孔子也沒說過單純用道德禮儀，只是把道德禮儀放在根本地位。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根本沒有隻講德治的意思，只是德更有根本意義，刑法應該在道德禮樂文化基礎上建立和使用，才能刑罰得中。而荀子明確提出隆禮重法。怎麼把法治說成法家的，德治就分配給儒家呢？現代人這種給古人的分科思維太可笑了。

實際上春秋戰國各國的變法也不都是秦國式的。齊國管仲的變法就重視禮的作用，這是延續了周制。戰國初魏國的李悝變法就也講徳治和尊賢，是德法並用的變法。所以，法家在商鞅那裡單純使用法是片面發揚了法治的一面，而丟掉了德治的一面。現在一講變法好像就是法家的變法一樣，這是錯誤歷史認知。春秋戰國就有儒家式變法，齊國、魏國是也。誰說諸候都不用儒家？魏國明明尊子夏及其弟子還有子貢的學生為師嘛，而把法家弟子當做臣啊。

到漢代尊儒，徳治與法治結合，是否定之否定恢復了周道的明德慎罰。這就是漢朝文明範式成熟的表現，也是漢朝能國祚長久得民心的重要原因哪！

這兩個“學派”，實際上是不對等的。

其中，儒家是一個學派，有著明確的師承關係。而法家這個名目，一直到漢朝才有，是對搞“富國強兵”之術的政治家、思想家的統一概述，一直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學派。

法家強調“術”，目的性很強，所以思想上最少條條框框，能滿足“富國強兵”這個目的的，統統拿來主義。

比如說，法家有濃厚的儒家底色，孔子死而儒分為八，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兩支，一是洙泗一帶以曾子為主的儒，一是進入魏國的子夏在西河一帶興起的儒。

這兩支中，第一支後世被人們認為是純粹的儒，而西河則顯得不是那麼像儒，這一支中，誕生了很多明顯後世被認為是法家的人物，如李悝等，在李悝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商鞅，實際上也能追溯到儒。

除了儒家之外，我們還能從法家找到很多道家的因素，如所謂的帝王心術等等。

所以，法家的明顯特質只有“富國強兵”這一個點，儒家中何嘗沒有搞這一套的人呢，不必割裂來看。實際上問曾子、子思、孟子這一批儒，和子夏、公羊、穀梁這一批儒的思想差異意義更大。

這個問題存在一定難度，需要從源流上梳理，看到兩家在源頭上涇渭分明，又要看到兩家在後世的合流。試著解答如下：

一，源流涇渭分明

按照具有廣泛共識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家皆出自西周王官，其中儒家出自司徒之官，法家出自理官。

眾所周知，司徒之官是分管教化、禮儀和人才的。理官是個什麼梗，就不太明白了。按照章太炎的考證，理官相當於近代的「監察官」。當然他可能也有一部分司法權（另一部分司法權由司寇掌管）。這與近代以來的觀念不同。

按照西周的封建主義背景，理官的主要職責可能是維護「禮制」。它的執法物件一般是貴族（公卿到士）。它的手段「法」，最初指「刑罰」，見《管子》「殺戮禁誅謂之法」。理官是周王室的高階大臣，有相當大的權力，對整個王政體系有全面的瞭解。因此，法家就有很好的視野，對軍國大政的理解水準就要超出其他百家。章太炎因此說「法家者，近世所謂政治家也」。

這一派法家的繼承人主要是吳起、李悝、公叔痤、衛鞅等。多處史料記載，衛鞅在公叔痤門下得到李悝《法經》的部分內容，才掌握了這種屬於高階官員才瞭解的統治技術。但衛鞅在秦國所實施的，卻比李悝要寬廣的多，相差不可謂不大。

二，法家與儒家的交叉

這是因為儒家子夏學派對魏國政界的影響，導致商鞅發生了轉變。子夏是孔子的弟子，這個人不太顯眼，但似乎有著危險的傾向，孔子平生溫和，卻兩次嚴厲批評子夏，告誡他不要專注「章句」（過度解讀），又說「勿為小人儒」。孔子之後，「儒分為八」（韓非），其中也並無子夏。但子夏實際上去了魏國，創立了「西河學派」。他的過度解讀孔子言論的弊端發揮出來，極大影響了魏國的法家士人：

【法家本來是維護封建禮制的，到了西河學派，卻成了改革禮制的人物。按現代語言說，就是從保守主義變成了激進主義】。

正是儒家的子夏學派，給了他們全新的【王政】觀念。所以說，早在先秦時代，法家與儒家就有過交叉。當然了，我們也可以說子夏不是正宗儒家，因為《韓非子·顯學》篇的儒家八宗裡沒有子夏，可以認為戰華人不承認子夏是儒家。衛鞅用這種觀念在秦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幾乎把封建禮制摧毀殆盡，建立起全新的王政體系。

至於申不害、慎到、韓非，他們總體上屬於【黃老學派】，漢代人並不認為他們是法家。所以李斯、韓非授業於荀子，這並無不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