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高俅，是主僕關係。

《水滸傳》說的小蘇學士既蘇軾，因為蘇父蘇洵亦為大文豪，故稱蘇軾為“小蘇學士”，《水滸傳》這一點說的是真的；但對高俅是醜化了的，高俅並不在“北宋六賊”奸臣之列，《水滸傳》將高俅描寫成頭號大奸臣，實則不然，高俅也就是一個寵臣而已。

大概，《水滸傳》作者，屢試不第的書生，仕途無望，對高俅非科舉正途上位高官，有些憤憤不平而嫉妒恨吧，所以將高俅描寫成頭號大奸臣。

蘇軾，字東坡，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詩詞散文，皆居一流，書法位居宋時“蘇、黃、米、蔡四大家”之首。

高俅原為蘇東坡的“小史”，類似現今“私人秘書”的家童，聰明機警，略有文識，詩詞歌賦皆通，善蹴鞠；古代的蹴鞠，既今日足球運動的前身。

高俅而且會使槍棒，可以說文武雙全，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小廝，用今天的話說，槓槓的“文藝少年”兼“少年武術家”！

蘇東坡因政見問題，外放地方官離京時，將高俅推薦給皇親小王都太尉王詵，因而得以結識端王——後來的徽宗皇帝趙佶，深得趙佶賞識。

趙佶即皇帝位後，有意提拔高俅，奈其無科舉正途出身，這是宋朝提拔任用幹部的首要條件，皇帝也奈若何；不似民間所說“皇帝金口玉言，說啥是啥，一言九鼎”，皇帝也不能破壞幹部管理制度的！

於是，徽宗趙佶發揮高俅善槍棒的特長，派其到北宋抗金名將劉琦父親劉仲武西北軍中，以期獲取軍功予以提攜，這是無科舉正途的旁門佐道，“曲線救國”，高俅以此上位，後官至掌控禁軍太尉高官。

高俅為人，知恩圖報，位居高官，手握重權後，對老主人蘇東坡家多有關照幫助，蘇家有人赴京，殷勤接待，甚為熱情，不涉及政治的問題，盡力幫助辦理。

對另一個老主人，出力亦不小，劉琦成為手握重兵的高階軍官，與高俅提攜幫助，不無關係。

僅供參考。

答：高俅是《水滸傳》裡的第一反角。

《水滸傳》“反貪官不反朝廷”主旨中的“貪官”，指的就是以高俅為代表的一大幫害人蟲。

高俅在《水滸傳》中出場最早，金聖嘆在評《水滸》時說得很清楚：“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

書中說高俅“最是踢得好腳氣毬”，更兼“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雜耍；亦胡亂學詩、書、辭、賦”，但“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

他先是在東京城外幫閒，陪有錢的公子哥鬥雞玩馬，風花雪月，後來得開堵坊的柳世權信，推薦到東京董將士家做事。

董將士嫌他是個破落戶，擔心他把壞風氣帶入自己家門，“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另造書信，轉送給了小蘇學士。

但是，高俅時來運轉，合該發跡，奉駙馬王晉卿命令，送一對羊脂玉做的鎮紙獅子入端王府。

端王正在踢球，高俅適時地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球技，得到了寵幸。

不久，哲宗駕崩，端王即位，是為徽宗。

高俅因此一步登天，當上了殿帥府太尉。

按照《水滸傳》這種寫法，蘇軾和高俅其實談不上什麼關係，算是有過一面之緣吧。

但事實上，高俅曾是蘇軾手下文秘，而且，兩人有一定交情。

南宋人王明清的《揮麈後錄》記：“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吏，草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師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

即高俅原是蘇軾的小吏，頗具文采，得到蘇軾的欣賞。元祐八年（1093年）蘇軾從翰林侍讀學士外調到中山府，前途險惡，因為愛才，有意要為高俅尋一個好歸宿，將高俅推薦給了曾文肅公——即曾布。但曾布以自己手下文書眾多為由，婉拒了蘇軾的好意。於是蘇軾又把高俅推薦給了好朋友王晉卿。

《宋史》沒有為高俅立傳，眾書對他的記載東一麟、西一爪，零零碎碎。

但《揮麈後錄》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

原因很簡單，《揮麈後錄》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名叫是曾紆，曾紆的父親就是故事裡出現過的曾布。

關於高俅的上位，《揮麈後錄》只是以“逾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其甚厚”，“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寥寥數筆帶過。

這其中還穿插了一個小插曲，即有人對高俅的升遷提出了異議，宋徽宗直接回懟說：“汝曹爭如彼好腳跡邪！”

不過，根據《宋南渡十將傳》卷一《劉琦傳》中記載，宋徽宗為了提拔高俅，並沒有公開說“因為高俅踢球踢得棒，所以就應該居高官、坐高位”，而是將他送到邊塞鍛鍊，最後“以邊功至殿帥”的。

有人因為高俅沒有列入“北宋六賊”的名單內（注：六賊分別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勔、李彥），而《揮麈後錄》又寫他為人忠厚，知恩圖報，“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候甚勤”，厚待蘇家後人。所以，有些人認為是《水滸傳》醜化了高俅。

這是不對的。

“六賊”之名，最早出於太學生陳東在宣和七年（1125年）的上書，他在書中說：“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釁。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當時的陳東只是太學生，對朝政瞭解不多，只列舉和斥責了六個首惡人物而已。而高俅的忠厚，也僅僅限於蘇家後人而已，對待其他人，卻是隨時都會露出吃人的本相。

宰相張商英曾勸宋徽宗“節華侈，息土木”，不要過度鋪張浪費，耗損國庫。高俅惡狠狠地參了張商英一本，要宋徽宗以行樂為主，斬殺張商英以儆效尤。

還有，《宋史•李若水傳》載，高俅死於靖康元年，宋徽宗打算掛服舉哀。李若水勸阻說：“俅以倖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眾棄。”

應該說，李若水沒冤枉高俅。

據《靖康要錄》上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佔禁軍，以充力役。”

他招募計程車兵，以技藝工匠為主，不為了保家衛國、上陣殺敵，只為他個人打工。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也記：高俅主持的軍隊水上爭標競賽，搞的全是雜耍百戲之類的花架子。

毫無疑問，軍隊“紀律廢弛”、“軍政不修”，後來成為金人隨心所欲宰屠的鼻涕軍，高俅作為總領軍政的頭號人物，難逃其責。

一句話，高俅的罪惡，實與童貫等人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