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所說的《禮記》，是《小戴禮記》。
《儀禮》十七篇，即先秦儒家所傳授的“六經”之一的《禮》。漢代又稱《禮經》、《士禮》或《禮記》，大約魏晉之際始稱為《儀禮》。至漢武帝罷黜諸子傳記博士，唯立儒家“五經”博士，獨尊儒術，《儀禮》十七篇作為“五經”之一，自然名正言順地被尊稱為《禮經》。《儀禮》十七篇所載多是士人應用之禮，如其中《士冠》、《士昏（婚）》、《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等篇即基本上是專談士階層的禮儀的。因而漢人多稱《儀禮》為《士禮》。《儀禮》一書曾一度被稱為《禮記》，可能是由於其中既有經，又有記，故有此名。《儀禮》之名最早見於東漢王充《論衡》一書。但在東漢文獻中，“《儀禮》”一名僅此一見，而其他有關文獻，未見有稱《儀禮》十七篇為“《儀禮》”者。
今傳本《儀禮》十七篇通稱為《儀禮》的現象大約出現於鄭玄之後，范曄之前。又據《晉書·荀崧傳》載：晉元帝時簡省博士，《儀禮》、《公羊》、《穀梁》、鄭《易》諸學博士皆在簡省之列。太常荀崧上疏，請求置鄭玄《易》博士一人，《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
鄭玄生當東漢末年，雖然鄭玄之經學在當時即已名滿天下，但由於其時迭經“黨錮”之禍和多年的戰亂，因而大約至魏時始立鄭玄《儀禮》博士，至晉元帝時而被簡省掉。由此可知，“《儀禮》”一名大約在魏晉之際方成為今傳本《儀禮》十七篇的通稱。
大小戴《禮記》的編纂者分別是西漢昭宣時期梁人戴德、德聖。戴德為戴聖的叔父，當時號為大戴；戴聖號為小戴。據說《小戴禮記》一書是由戴聖編選成書。根據《漢書·儒林傳》和《後漢書·儒林傳》的有關記述，可知漢初魯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給瑕丘人蕭奮，蕭奮再傳授給東海郡人孟卿,孟卿又傳授給東海郯縣人後倉（蒼），後倉傳授給沛人聞人通漢、慶普和梁人戴德、德聖。戴德為戴聖的叔父，當時號為大戴；戴聖號為小戴。當時大戴、小戴和慶普之學的影響較大，號稱《儀禮》“三家之學”。三家之學在漢宣帝時都立於學官，設博士。二戴作為立於學官的禮學專家，自然會根據自己的學術志趣從前世流傳下來的眾多禮學文獻中選編成不同的教本，用以教授學生，於是便有了流傳至今的戴德與戴聖所纂輯的兩種《禮記》選編本。由於戴德為戴聖的叔父，因而戴德的選編本85篇便被稱為《大戴禮記》，戴聖的選編本49篇便被稱為《小戴禮記》。又由於《小戴禮記》的學術地位比較高，影響比較大，因而便被後世徑稱為《禮記》。後世有所謂《小戴禮記》系擷取《大戴禮記》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三禮之中，《儀禮》、《周禮》二禮均有較嚴密、完整的寫作體例和理論框架，而《禮記》則是一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籍，其各篇的寫作出於眾手，沒有嚴密、完整的寫作體例和理論框架。《漢書·藝文志》載《記》有一百三十一篇。都是孔子的學生們及其後學所作的記錄。這些《記》都是解說《禮經》之作，傳世的大、小戴《禮記》主要就是選自於這些《記》。因而可以推斷《禮記》中的大多數篇章可能就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後學的作品。也就是說《禮記》49篇的基本內容形成於先秦時代，是由孔門弟子、後學傳下來的。
關於《禮記》各篇的作者，大多不能確考。古代學者也指出了一些篇章的作者，但其中也有不同的說法。如《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子思撰作《中庸》。《禮記·儒行》據說是孔子撰作的，《隋書·音樂志》引南朝梁人沈約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都取材於《子思子》。《子思子》是孔子的孫子孔伋（字子思）的作品集。上世紀末，隨著郭店竹簡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證明《中庸》、《緇衣》、《表記》、《坊記》確是子思的作品。從而說明司馬遷、沈約等人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東漢馬融傳《禮記》之學，鄭玄受業於馬融，為《禮記》作注。鄭玄《禮記注》問世後，逐漸為世人所重。《小戴禮記》在漢代本是附屬於《儀禮》的，但自鄭玄作注後，《小戴禮記》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到東漢末年，即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蔚為顯學。至曹魏時又第一次被立於學官，設博士。南北朝時期，雖然國家分裂，經學也分為“南學”“北學”，但在三禮學方面卻同遵鄭玄學說。南朝研究三禮學的學者眾多，較著名的有何佟之、嚴植之、崔靈恩、孔僉、皇侃等。南朝社會特重門閥，因此很多人，尤其是貴族們特別重視《儀禮》，對《禮記》和《周禮》則不太重視。北朝北魏大儒徐遵明是當時教授三禮的著名學者。徐遵明將三禮學傳給李鉉等人，李鉉又傳熊安生等人，熊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北朝經學特別重視《禮記》。
南北朝時期較著名的《禮記》學著作有宋庾蔚之《禮記略解》、梁何胤《禮記隱義》、梁皇侃《禮記義疏》、北魏劉芳《禮記義證》、後周沈重《禮記義疏》、後周熊安生《禮記義疏》等。到了唐代，作為《禮記》取得了經典的地位，並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
宋代學者治經多不信漢唐傳注，進而至於疑經、改經。《禮記》學在宋代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如對於《禮記》的《大學》篇，程顥、程頤兄弟先是調整經文次序。後來朱熹不僅調整《禮記》經文的次序，而且特別重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將它們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二書並行，合稱為《四書》。這是《禮記》學史上的大事。影響所及，元代規定把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元明時期甚至有學者不把此二篇作為《禮記》篇目如元人陳澔《禮記集說》即置此二篇而不釋，遂使《禮記》49篇成為47篇。
宋代較為重要的《禮記》集解性的著作，還有衛湜的《禮記集說》。
清代學者多崇尚漢學，反對空言說經的宋學。乾隆十三年，欽定《三禮義疏》，其中的《禮記義疏》即兼採漢、宋，第一次以朝廷的名義，打破了元明以來宋學對禮學的壟斷。但是清代乾嘉學派重考據、講實證，因而對於多講“禮義”的《禮記》的研究不及對《儀禮》、《周禮》的研究為盛。清代學者孫希旦所作《禮記集解》和朱彬所作的《禮記訓纂》算水平較高的《禮記》學著作。
現代學者較好的《禮記》譯註著作，主要有楊天宇《禮記譯註》、丁鼎《禮記解讀》、王文錦《禮記譯解》等。
《大戴禮記》自魏晉時起，不甚被學人關注。若干篇章陸續散佚。至北周盧辯始加以整理。清代學者，如孔祥森、王聘珍、孫詒讓等，對《大戴禮記》有較精深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以來，黃懷信、方向東等學者對《大戴禮記》皆有匯校集解之著作問世。《大戴禮記》也越來越引起學界的關注。
我們今天所說的《禮記》，是《小戴禮記》。
《儀禮》十七篇，即先秦儒家所傳授的“六經”之一的《禮》。漢代又稱《禮經》、《士禮》或《禮記》，大約魏晉之際始稱為《儀禮》。至漢武帝罷黜諸子傳記博士，唯立儒家“五經”博士，獨尊儒術，《儀禮》十七篇作為“五經”之一，自然名正言順地被尊稱為《禮經》。《儀禮》十七篇所載多是士人應用之禮，如其中《士冠》、《士昏（婚）》、《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等篇即基本上是專談士階層的禮儀的。因而漢人多稱《儀禮》為《士禮》。《儀禮》一書曾一度被稱為《禮記》，可能是由於其中既有經，又有記，故有此名。《儀禮》之名最早見於東漢王充《論衡》一書。但在東漢文獻中，“《儀禮》”一名僅此一見，而其他有關文獻，未見有稱《儀禮》十七篇為“《儀禮》”者。
今傳本《儀禮》十七篇通稱為《儀禮》的現象大約出現於鄭玄之後，范曄之前。又據《晉書·荀崧傳》載：晉元帝時簡省博士，《儀禮》、《公羊》、《穀梁》、鄭《易》諸學博士皆在簡省之列。太常荀崧上疏，請求置鄭玄《易》博士一人，《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
鄭玄生當東漢末年，雖然鄭玄之經學在當時即已名滿天下，但由於其時迭經“黨錮”之禍和多年的戰亂，因而大約至魏時始立鄭玄《儀禮》博士，至晉元帝時而被簡省掉。由此可知，“《儀禮》”一名大約在魏晉之際方成為今傳本《儀禮》十七篇的通稱。
大小戴《禮記》的編纂者分別是西漢昭宣時期梁人戴德、德聖。戴德為戴聖的叔父，當時號為大戴；戴聖號為小戴。據說《小戴禮記》一書是由戴聖編選成書。根據《漢書·儒林傳》和《後漢書·儒林傳》的有關記述，可知漢初魯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給瑕丘人蕭奮，蕭奮再傳授給東海郡人孟卿,孟卿又傳授給東海郯縣人後倉（蒼），後倉傳授給沛人聞人通漢、慶普和梁人戴德、德聖。戴德為戴聖的叔父，當時號為大戴；戴聖號為小戴。當時大戴、小戴和慶普之學的影響較大，號稱《儀禮》“三家之學”。三家之學在漢宣帝時都立於學官，設博士。二戴作為立於學官的禮學專家，自然會根據自己的學術志趣從前世流傳下來的眾多禮學文獻中選編成不同的教本，用以教授學生，於是便有了流傳至今的戴德與戴聖所纂輯的兩種《禮記》選編本。由於戴德為戴聖的叔父，因而戴德的選編本85篇便被稱為《大戴禮記》，戴聖的選編本49篇便被稱為《小戴禮記》。又由於《小戴禮記》的學術地位比較高，影響比較大，因而便被後世徑稱為《禮記》。後世有所謂《小戴禮記》系擷取《大戴禮記》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三禮之中，《儀禮》、《周禮》二禮均有較嚴密、完整的寫作體例和理論框架，而《禮記》則是一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籍，其各篇的寫作出於眾手，沒有嚴密、完整的寫作體例和理論框架。《漢書·藝文志》載《記》有一百三十一篇。都是孔子的學生們及其後學所作的記錄。這些《記》都是解說《禮經》之作，傳世的大、小戴《禮記》主要就是選自於這些《記》。因而可以推斷《禮記》中的大多數篇章可能就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後學的作品。也就是說《禮記》49篇的基本內容形成於先秦時代，是由孔門弟子、後學傳下來的。
關於《禮記》各篇的作者，大多不能確考。古代學者也指出了一些篇章的作者，但其中也有不同的說法。如《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子思撰作《中庸》。《禮記·儒行》據說是孔子撰作的，《隋書·音樂志》引南朝梁人沈約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都取材於《子思子》。《子思子》是孔子的孫子孔伋（字子思）的作品集。上世紀末，隨著郭店竹簡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證明《中庸》、《緇衣》、《表記》、《坊記》確是子思的作品。從而說明司馬遷、沈約等人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東漢馬融傳《禮記》之學，鄭玄受業於馬融，為《禮記》作注。鄭玄《禮記注》問世後，逐漸為世人所重。《小戴禮記》在漢代本是附屬於《儀禮》的，但自鄭玄作注後，《小戴禮記》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到東漢末年，即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蔚為顯學。至曹魏時又第一次被立於學官，設博士。南北朝時期，雖然國家分裂，經學也分為“南學”“北學”，但在三禮學方面卻同遵鄭玄學說。南朝研究三禮學的學者眾多，較著名的有何佟之、嚴植之、崔靈恩、孔僉、皇侃等。南朝社會特重門閥，因此很多人，尤其是貴族們特別重視《儀禮》，對《禮記》和《周禮》則不太重視。北朝北魏大儒徐遵明是當時教授三禮的著名學者。徐遵明將三禮學傳給李鉉等人，李鉉又傳熊安生等人，熊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北朝經學特別重視《禮記》。
南北朝時期較著名的《禮記》學著作有宋庾蔚之《禮記略解》、梁何胤《禮記隱義》、梁皇侃《禮記義疏》、北魏劉芳《禮記義證》、後周沈重《禮記義疏》、後周熊安生《禮記義疏》等。到了唐代，作為《禮記》取得了經典的地位，並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
宋代學者治經多不信漢唐傳注，進而至於疑經、改經。《禮記》學在宋代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如對於《禮記》的《大學》篇，程顥、程頤兄弟先是調整經文次序。後來朱熹不僅調整《禮記》經文的次序，而且特別重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將它們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二書並行，合稱為《四書》。這是《禮記》學史上的大事。影響所及，元代規定把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元明時期甚至有學者不把此二篇作為《禮記》篇目如元人陳澔《禮記集說》即置此二篇而不釋，遂使《禮記》49篇成為47篇。
宋代較為重要的《禮記》集解性的著作，還有衛湜的《禮記集說》。
清代學者多崇尚漢學，反對空言說經的宋學。乾隆十三年，欽定《三禮義疏》，其中的《禮記義疏》即兼採漢、宋，第一次以朝廷的名義，打破了元明以來宋學對禮學的壟斷。但是清代乾嘉學派重考據、講實證，因而對於多講“禮義”的《禮記》的研究不及對《儀禮》、《周禮》的研究為盛。清代學者孫希旦所作《禮記集解》和朱彬所作的《禮記訓纂》算水平較高的《禮記》學著作。
現代學者較好的《禮記》譯註著作，主要有楊天宇《禮記譯註》、丁鼎《禮記解讀》、王文錦《禮記譯解》等。
《大戴禮記》自魏晉時起，不甚被學人關注。若干篇章陸續散佚。至北周盧辯始加以整理。清代學者，如孔祥森、王聘珍、孫詒讓等，對《大戴禮記》有較精深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以來，黃懷信、方向東等學者對《大戴禮記》皆有匯校集解之著作問世。《大戴禮記》也越來越引起學界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