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簡稱《太史公》。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惲遇害中止。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洩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
唐朝時，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
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
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簡稱《太史公》。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惲遇害中止。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洩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
唐朝時，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
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