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併，“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兼併，莫懼章程”，以至“黎甿失業，戶口雕零，忍棄枌榆，轉徙他土”。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官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構一堂，費千萬計”。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已，培植黨羽，“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繼他上臺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軍閥哥舒翰與東北派軍閥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敗突厥以後，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於天寶十三載（754年）亂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中郎將。在他的收買下，當地少數民族竟把安祿山和史思明視為“二聖”。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地方軍閥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區域性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第一，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後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安史亂起，唐王朝分崩離析，已經沒有力量鎮壓這次叛亂，只好求救於回紇以及由少數民族出身的大將。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儲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賦不入於朝遷”，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或“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或“貢獻不入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起義，形成唐中葉農民起義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裡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所謂“靡室靡農，皆籍其谷，無衣無褐，亦調其庸”。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所以“率以兩戶資一兵，其它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起義，代宗一朝，“群盜蜂軼，連陷縣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起義，同年的浙西方清起義，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起義，舒州楊昭起義，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起義等等。這些起義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隨之全部喪失。此後，吐蕃進一步深入，唐政權連長安城也保不穩了。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併，“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兼併，莫懼章程”，以至“黎甿失業，戶口雕零，忍棄枌榆，轉徙他土”。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官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構一堂，費千萬計”。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已，培植黨羽，“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繼他上臺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軍閥哥舒翰與東北派軍閥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敗突厥以後，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於天寶十三載（754年）亂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中郎將。在他的收買下，當地少數民族竟把安祿山和史思明視為“二聖”。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地方軍閥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區域性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第一，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後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安史亂起，唐王朝分崩離析，已經沒有力量鎮壓這次叛亂，只好求救於回紇以及由少數民族出身的大將。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儲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賦不入於朝遷”，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或“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或“貢獻不入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起義，形成唐中葉農民起義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裡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所謂“靡室靡農，皆籍其谷，無衣無褐，亦調其庸”。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所以“率以兩戶資一兵，其它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起義，代宗一朝，“群盜蜂軼，連陷縣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起義，同年的浙西方清起義，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起義，舒州楊昭起義，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起義等等。這些起義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隨之全部喪失。此後，吐蕃進一步深入，唐政權連長安城也保不穩了。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