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 李清照 晏殊 晏幾道 姜夔 秦觀
婉約派與豪放派詞風比較
宋代，是詞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聳立著爭雄對峙、相映生輝的兩座奇峰；這就是以柳永、李清照為旗幟的婉約派和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派。顧名思義，婉約派和豪放派顯然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詞風。那麼，它們各自的特點是什麼？有哪些不同之處？這裡，我覺得應該注意歷代評論家、作家概括豪放派的開拓者和主要代表蘇軾的詞的創作特色時常用的一句話，即“以詩為詞”（見《後山詩話》等）。評價蘇軾的褒貶雙方都眾口一詞，可見此說是有道理的。對於這句話的理解，我很贊同中國科學院編《中國文學史》的說法：“詞的詩化，並不是取消詞作為獨立文學樣式的體制和格律，而是意味著詞的題材的擴大，作家個性更鮮明的呈現和語言的革新。”我想基於此還加上音律的突破一條，從題材、形式（包括音律、語言）和表現手法等方面，試對婉約派和豪放派的不同詞風作一粗淺的分析比較。至於兩派詞人各自身世經歷、才學性情等對其詞風形成的影響，限於篇幅，略去不談。
一、題材：“樽前”“花間”與“塞外”“江天”
題材的廣闊和狹窄是豪放派與婉約派最顯著的區別。
縱觀從婉約派的開山鼻祖溫庭筠到後來的吳文英、王沂孫這三百餘年間所謂“以婉約清麗為宗”的詞人作品，數量浩繁而題材狹窄，絕大部分是寫傷離送別、男女戀情、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雖其間柳永、李清照等有所開拓，但畢竟難脫桎梏。
而豪放派則完全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藩籬。蘇軾以一個革新者的勇氣，把詞從“娛賓遣興”的工具改造發展為獨立的抒情藝術；把詞從“樽前”“花間”推向較為廣闊的社會人生。“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載熙《藝概》），山川景物、記遊詠物、農舍風光以及弔古感舊、說理抒懷等都大量寫入詞中。如《念奴嬌》（“大江東去”）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最能體現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棄疾，又有了新的發展。在此不贅言。
婉約派那麼多詞人，那麼多詞集，詞作總數達數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統統加起來，就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以及題材範圍而言，恐怕還遠不及蘇軾一個人的三百多首詞之廣闊！
二、形式：削足適履與革新突破
在詞的形式上，婉約派與豪放派也走著兩條不同的路子。
婉約派詞人一般都更注重詞的形式。視音律上的規則（如“五音”、“六律”）為法度，視語言上的清規戒律（如“珠圓玉潤”、“無一字無來處”等）為法寶。如前所述，本來他們的作品內容就陳舊貧乏，題材狹窄單調，便更是醉心於諧音合律，刻意於雕章鑿句，以華麗的形式掩蓋其空虛的內容。甚至寧願削足適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約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來說吧，明明面對著國破家亡、窮愁潦倒的嚴酷現實，卻抱定“詞別是一家”的藝術偏見，生怕在詞作中流露出一絲半點。盡是“悽悽慘慘慼戚”，雖催人淚下，但缺乏一種激人奮起的力量。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而她同期的詩作（如“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等）卻由於豪放雄健而為人所稱道。
就是這樣，內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過來框住了內容，婉約派詞人們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在這一點上，以周邦彥、賀鑄為代表的“格律詞派”更是登峰造極。
而豪放派則不是為形式所羈，而是充分調動形式為表現內容服務。最突出的是蘇軾。為了反映廣闊的生活面，蘇軾打破了“詞必協律”的陳套，使詞從音樂的奴隸的地位解放出來。但蘇軾並不是完全不顧或不懂音律，而是由於他“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見《復齋漫錄》引晁補之語），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見《歷代詩餘》引陸游語）。蘇軾充分發揮詞這種獨特語言文學樣式的長處，利用長短句的錯落形式，造成節奏的舒捲變化，用詞造句也力求鏗鏘響亮；從而達到了形式與內容與情感和諧統一的藝術境界。陸游是南宋傑出的詩人，精通音律，詩詞俱佳，他曾“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見《歷代詩餘》引），足以證明蘇軾的成功。
語言上，蘇東坡也打破了婉約派的清規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詩句入詞，偶爾也運用口語，只要是能恰當的表達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詞語他都敢用，從而形成了一種體現東坡個性的清新樸素、明快暢達的語言風格。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蝶戀花》）等等，都明白如話，自然清新，生動準確。
可以說，正是因了蘇軾的大膽革新，才使詞脫離了音樂的羽翼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
三、表現手法：“迴環吞吐”與“衝口而出”
談到這一點，不妨引一段故事：
秦少游自會稽入京------（東坡）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雲：“十三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雲：“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雲：“三句說盡張建樹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據《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引）這個故事很能說明蘇軾與秦觀，亦可推及豪放婉約兩派在創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約派寫景則鋪敘細膩，曲盡其形，且辭藻華美，抒情則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寫景則大筆勾勒，樸實明快，不用辭藻，抒情則直寫胸臆。此可比較李清照《聲聲慢》與蘇軾《念奴嬌》便知。
如果說在詞的題材內容的廣闊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約派，那麼在藝術上，應該說兩派各有長短。具體說來，婉約派在形象的描繪刻畫方面確有獨到之處，尤其是白描手法的運用，能夠達到“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六十一家詞選例言》），這在豐富詞的藝術表現方法上，不能不說是一大貢獻。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處，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顯得典雅工麗，然失之纏綿悱惻，無昂揚之氣。
而豪放派熔寫景、抒情、議論於一爐，結構上跳躍動盪，縱橫瀟灑，造成一種開闊、健朗的藝術境界，格調顯得清超豪邁，固然為婉約派所不及，但在具體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狀態的細緻描寫和刻畫上似稍遜於婉約派。
最後，引用俞文豹《吹劍錄》的一段記載：
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對曰：“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於婉約派與豪放派不同詞風的形象概括和生動說明。
柳永 李清照 晏殊 晏幾道 姜夔 秦觀
婉約派與豪放派詞風比較
宋代，是詞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聳立著爭雄對峙、相映生輝的兩座奇峰；這就是以柳永、李清照為旗幟的婉約派和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派。顧名思義，婉約派和豪放派顯然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詞風。那麼，它們各自的特點是什麼？有哪些不同之處？這裡，我覺得應該注意歷代評論家、作家概括豪放派的開拓者和主要代表蘇軾的詞的創作特色時常用的一句話，即“以詩為詞”（見《後山詩話》等）。評價蘇軾的褒貶雙方都眾口一詞，可見此說是有道理的。對於這句話的理解，我很贊同中國科學院編《中國文學史》的說法：“詞的詩化，並不是取消詞作為獨立文學樣式的體制和格律，而是意味著詞的題材的擴大，作家個性更鮮明的呈現和語言的革新。”我想基於此還加上音律的突破一條，從題材、形式（包括音律、語言）和表現手法等方面，試對婉約派和豪放派的不同詞風作一粗淺的分析比較。至於兩派詞人各自身世經歷、才學性情等對其詞風形成的影響，限於篇幅，略去不談。
一、題材：“樽前”“花間”與“塞外”“江天”
題材的廣闊和狹窄是豪放派與婉約派最顯著的區別。
縱觀從婉約派的開山鼻祖溫庭筠到後來的吳文英、王沂孫這三百餘年間所謂“以婉約清麗為宗”的詞人作品，數量浩繁而題材狹窄，絕大部分是寫傷離送別、男女戀情、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雖其間柳永、李清照等有所開拓，但畢竟難脫桎梏。
而豪放派則完全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藩籬。蘇軾以一個革新者的勇氣，把詞從“娛賓遣興”的工具改造發展為獨立的抒情藝術；把詞從“樽前”“花間”推向較為廣闊的社會人生。“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載熙《藝概》），山川景物、記遊詠物、農舍風光以及弔古感舊、說理抒懷等都大量寫入詞中。如《念奴嬌》（“大江東去”）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最能體現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棄疾，又有了新的發展。在此不贅言。
婉約派那麼多詞人，那麼多詞集，詞作總數達數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統統加起來，就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以及題材範圍而言，恐怕還遠不及蘇軾一個人的三百多首詞之廣闊！
二、形式：削足適履與革新突破
在詞的形式上，婉約派與豪放派也走著兩條不同的路子。
婉約派詞人一般都更注重詞的形式。視音律上的規則（如“五音”、“六律”）為法度，視語言上的清規戒律（如“珠圓玉潤”、“無一字無來處”等）為法寶。如前所述，本來他們的作品內容就陳舊貧乏，題材狹窄單調，便更是醉心於諧音合律，刻意於雕章鑿句，以華麗的形式掩蓋其空虛的內容。甚至寧願削足適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約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來說吧，明明面對著國破家亡、窮愁潦倒的嚴酷現實，卻抱定“詞別是一家”的藝術偏見，生怕在詞作中流露出一絲半點。盡是“悽悽慘慘慼戚”，雖催人淚下，但缺乏一種激人奮起的力量。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而她同期的詩作（如“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等）卻由於豪放雄健而為人所稱道。
就是這樣，內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過來框住了內容，婉約派詞人們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在這一點上，以周邦彥、賀鑄為代表的“格律詞派”更是登峰造極。
而豪放派則不是為形式所羈，而是充分調動形式為表現內容服務。最突出的是蘇軾。為了反映廣闊的生活面，蘇軾打破了“詞必協律”的陳套，使詞從音樂的奴隸的地位解放出來。但蘇軾並不是完全不顧或不懂音律，而是由於他“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見《復齋漫錄》引晁補之語），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見《歷代詩餘》引陸游語）。蘇軾充分發揮詞這種獨特語言文學樣式的長處，利用長短句的錯落形式，造成節奏的舒捲變化，用詞造句也力求鏗鏘響亮；從而達到了形式與內容與情感和諧統一的藝術境界。陸游是南宋傑出的詩人，精通音律，詩詞俱佳，他曾“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見《歷代詩餘》引），足以證明蘇軾的成功。
語言上，蘇東坡也打破了婉約派的清規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詩句入詞，偶爾也運用口語，只要是能恰當的表達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詞語他都敢用，從而形成了一種體現東坡個性的清新樸素、明快暢達的語言風格。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蝶戀花》）等等，都明白如話，自然清新，生動準確。
可以說，正是因了蘇軾的大膽革新，才使詞脫離了音樂的羽翼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
三、表現手法：“迴環吞吐”與“衝口而出”
談到這一點，不妨引一段故事：
秦少游自會稽入京------（東坡）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雲：“十三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雲：“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雲：“三句說盡張建樹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據《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引）這個故事很能說明蘇軾與秦觀，亦可推及豪放婉約兩派在創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約派寫景則鋪敘細膩，曲盡其形，且辭藻華美，抒情則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寫景則大筆勾勒，樸實明快，不用辭藻，抒情則直寫胸臆。此可比較李清照《聲聲慢》與蘇軾《念奴嬌》便知。
如果說在詞的題材內容的廣闊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約派，那麼在藝術上，應該說兩派各有長短。具體說來，婉約派在形象的描繪刻畫方面確有獨到之處，尤其是白描手法的運用，能夠達到“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六十一家詞選例言》），這在豐富詞的藝術表現方法上，不能不說是一大貢獻。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處，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顯得典雅工麗，然失之纏綿悱惻，無昂揚之氣。
而豪放派熔寫景、抒情、議論於一爐，結構上跳躍動盪，縱橫瀟灑，造成一種開闊、健朗的藝術境界，格調顯得清超豪邁，固然為婉約派所不及，但在具體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狀態的細緻描寫和刻畫上似稍遜於婉約派。
最後，引用俞文豹《吹劍錄》的一段記載：
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對曰：“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於婉約派與豪放派不同詞風的形象概括和生動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