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最新得主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目前有6部作品，反映的全是如二戰、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利核災難、蘇聯解體至今的後蘇聯時代等重大歷史事件。她說她深信文獻並不存在，她要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中所呈現的歷史。多年來，她發揮記者本色，透過採訪大量相關人物獲得細節，寫的都是真實的故事。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位作者無視權貴，而是懷著極大的同理心來抒寫戰爭壓迫下的小人物。透過她的筆端，我們能看到她將畢生的專注力都奉獻給了他人。也許，這才是她得諾獎的主要原因。
在這個特權遍地的社會，也許我們不僅需要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更需要透過別人的眼睛看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從而認識自己。
丹尼爾•戈爾曼
全球頂級心理學大師
其作品《情商》系列，全球銷量超過千萬冊
米格爾是在美國打散工的墨西哥人，他是無數非法入境者之一。這些人按日打工，比如做園丁、油漆工、清潔工等，靠微薄的薪水勉強度日。
在洛杉磯，做散工的人一大清早就聚集在城區的路口，當地人開車經過，停車招手讓他們過來幹活。有一天，米格爾接了一份工作，幫一個女人除草，但在漫長而艱辛的勞動結束之後，那個女人拒絕給他付錢。
後來，米格爾參加了一個演出工作室，工作室要求他表演自己的真實生活，於是我們看到他身上發生過的悲慘一幕。工作室以“被壓迫者劇場”的表演形式，增進相對特權階層的同理心，使他們與被壓迫的受害者感同身受。
重新演繹被壓迫者的故事
在米格爾這樣的被壓迫者表演後，觀眾中的志願者站出來，重新演繹被壓迫者的故事。比如，有一個女觀眾重複了米格爾的表演，還加入了她認為可行的解決困境的方法。
這個演出的製作人布倫特•布萊爾告訴我：“這位女觀眾表演的是，走向女僱主，告訴她這種做法很不公平，要與她講道理。”但是，對於米格爾來說，這個方法行不通。也許這對於擁有公民權的中產階層婦女是可行的，但對於打散工的非法移民來說，卻是不可行的。
米格爾站在舞臺一角，靜靜地看著別人演繹他的故事。布萊爾說：“到最後，他和我們討論時不得不轉過身去，他哭了。”“米格爾說，直到他看到別人表演自己的故事，他才意識到自己受到的壓迫有多嚴重。”這位女觀眾對米格爾處境的想象和他面對的現實之間，形成鮮明對照，反映了受剝削的小人物，被人看不到、聽不到、感受不到的情景。
這種表演形式取得了效果，像米格爾這樣的人獲得了全新的視角審視自身，他們透過別人的眼睛看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人從觀眾席站出來，重新表演這些真實的故事。從理想的方面說，他們體會到了與被壓迫者相同的處境，同甘共苦，這是同理心的真正意義。
布萊爾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應用戲劇藝術碩士專案的負責人，他運用這些表演技術幫助受到壓迫的弱勢群體。他表示：“當你飽含深情地表達體驗，你就能更加真切地理解問題，並找到新的解決辦法。”他曾經在盧安達對強姦受害者和在洛杉磯對幫派成員，推出了這種形式的戲劇表演。
布萊爾透過換位表演的方式，向世人展現了這種微妙的力量——根據社會階層和無力感這些看不見的符號劃分人群，有權勢的人往往無視無權勢的人。這種情況削弱了人們的同理心。
布萊爾回憶起，在一個國際會議場合，他透過更有權勢者的眼睛，最終看到了自己。當時他在聽某全球飲料公司執行長的演講，這位執行長因為削減僱員工資備受矚目，而他正在大談自己的公司是如何促進兒童健康的。
在執行長演講之後的提問環節，布萊爾有意提出了挑釁性問題：你在大談兒童健康的同時，怎麼能不談他們父母的正常工資呢？
執行長無視布萊爾的提問，直接跳到了下一個問題。布萊爾突然感到自己很渺小。
有權勢者反駁不合時宜的人群（以及不合時宜的真相），這種無視的能力受到了社會心理學家的關注，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了權力和人們被重視或被忽視之間的關係。
富人較少關注他人和他人的痛苦
不難理解，我們對最有價值的人給予最多的關注。如果你是窮人，你就需要倚仗與朋友和家人之間的良好關係，有需要的時候你可以向他們尋求幫助（比如，你需要別人幫你照料4 歲的孩子，直到你下班回家）。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達契爾•克特納提出，幾乎沒有資源或根基極不穩定的人“需要依賴他人”。
因此，窮人特別在意他人及其需要。
另外，富人可以花錢找人幫忙。比如，花錢把孩子送到日託中心，甚至請一個“住家保姆”。克特納認為，富人可以不那麼在意他人的需要，因此也會較少關注他人和他們的痛苦。
克特納透過研究“5 分鐘交友”活動，揭示了富人的輕蔑態度。越是富有的人（起碼在美國大學生當中如此），表現出來的參與訊號越少（比如目光接觸、點頭和大笑等），不感興趣的訊號越多（比如看錶、信手塗鴉或者坐立不安）。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看起來冷漠，而較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參與度則高些，友好且活躍。
荷蘭的一項研究發現，兩個陌生人互相傾訴彼此的煩惱，比如摯愛的人去世、離婚、與戀人分手或遭遇背叛、童年時被人欺負等。而下一次，兩人當中更有權勢的一方，往往表現得更冷漠，對對方的痛苦感觸不深——同理心較少，更別提同情心了。
克特納研究團隊比較了組織內部不同職級的人理解面部表情的技巧，發現了類似的專注力差異。在任意互動中，社會地位高的人往往較少注意他人，並且更可能打斷別人談話，自己則滔滔不絕——這些都是缺乏專注力的標誌。
相反，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在同理心準確度測試中往往表現較好，比如從面部表情理解他人情緒，甚至能從眼睛周圍的肌肉運動進行判斷。在任何一項測試中，他們都比社會地位高的人，給予他人更多的關注。
因社會地位高低導致的專注力差異，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標準來衡量：甲時隔多久回覆乙的電子郵件。回覆間隔時間越長，此人相對的社會權力就越大。在組織內部，計算大家回覆郵件的時間，可以得到實際的社會地位排列表，這個表格的準確程度相當驚人。上司幾個小時或幾天不答覆郵件，而職位較低的人在幾分鐘之內就回復了。
諾貝爾文學獎最新得主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目前有6部作品，反映的全是如二戰、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利核災難、蘇聯解體至今的後蘇聯時代等重大歷史事件。她說她深信文獻並不存在，她要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中所呈現的歷史。多年來，她發揮記者本色，透過採訪大量相關人物獲得細節，寫的都是真實的故事。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位作者無視權貴，而是懷著極大的同理心來抒寫戰爭壓迫下的小人物。透過她的筆端，我們能看到她將畢生的專注力都奉獻給了他人。也許，這才是她得諾獎的主要原因。
在這個特權遍地的社會，也許我們不僅需要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更需要透過別人的眼睛看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從而認識自己。
丹尼爾•戈爾曼
全球頂級心理學大師
其作品《情商》系列，全球銷量超過千萬冊
米格爾是在美國打散工的墨西哥人，他是無數非法入境者之一。這些人按日打工，比如做園丁、油漆工、清潔工等，靠微薄的薪水勉強度日。
在洛杉磯，做散工的人一大清早就聚集在城區的路口，當地人開車經過，停車招手讓他們過來幹活。有一天，米格爾接了一份工作，幫一個女人除草，但在漫長而艱辛的勞動結束之後，那個女人拒絕給他付錢。
後來，米格爾參加了一個演出工作室，工作室要求他表演自己的真實生活，於是我們看到他身上發生過的悲慘一幕。工作室以“被壓迫者劇場”的表演形式，增進相對特權階層的同理心，使他們與被壓迫的受害者感同身受。
重新演繹被壓迫者的故事
在米格爾這樣的被壓迫者表演後，觀眾中的志願者站出來，重新演繹被壓迫者的故事。比如，有一個女觀眾重複了米格爾的表演，還加入了她認為可行的解決困境的方法。
這個演出的製作人布倫特•布萊爾告訴我：“這位女觀眾表演的是，走向女僱主，告訴她這種做法很不公平，要與她講道理。”但是，對於米格爾來說，這個方法行不通。也許這對於擁有公民權的中產階層婦女是可行的，但對於打散工的非法移民來說，卻是不可行的。
米格爾站在舞臺一角，靜靜地看著別人演繹他的故事。布萊爾說：“到最後，他和我們討論時不得不轉過身去，他哭了。”“米格爾說，直到他看到別人表演自己的故事，他才意識到自己受到的壓迫有多嚴重。”這位女觀眾對米格爾處境的想象和他面對的現實之間，形成鮮明對照，反映了受剝削的小人物，被人看不到、聽不到、感受不到的情景。
這種表演形式取得了效果，像米格爾這樣的人獲得了全新的視角審視自身，他們透過別人的眼睛看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人從觀眾席站出來，重新表演這些真實的故事。從理想的方面說，他們體會到了與被壓迫者相同的處境，同甘共苦，這是同理心的真正意義。
布萊爾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應用戲劇藝術碩士專案的負責人，他運用這些表演技術幫助受到壓迫的弱勢群體。他表示：“當你飽含深情地表達體驗，你就能更加真切地理解問題，並找到新的解決辦法。”他曾經在盧安達對強姦受害者和在洛杉磯對幫派成員，推出了這種形式的戲劇表演。
布萊爾透過換位表演的方式，向世人展現了這種微妙的力量——根據社會階層和無力感這些看不見的符號劃分人群，有權勢的人往往無視無權勢的人。這種情況削弱了人們的同理心。
布萊爾回憶起，在一個國際會議場合，他透過更有權勢者的眼睛，最終看到了自己。當時他在聽某全球飲料公司執行長的演講，這位執行長因為削減僱員工資備受矚目，而他正在大談自己的公司是如何促進兒童健康的。
在執行長演講之後的提問環節，布萊爾有意提出了挑釁性問題：你在大談兒童健康的同時，怎麼能不談他們父母的正常工資呢？
執行長無視布萊爾的提問，直接跳到了下一個問題。布萊爾突然感到自己很渺小。
有權勢者反駁不合時宜的人群（以及不合時宜的真相），這種無視的能力受到了社會心理學家的關注，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了權力和人們被重視或被忽視之間的關係。
富人較少關注他人和他人的痛苦
不難理解，我們對最有價值的人給予最多的關注。如果你是窮人，你就需要倚仗與朋友和家人之間的良好關係，有需要的時候你可以向他們尋求幫助（比如，你需要別人幫你照料4 歲的孩子，直到你下班回家）。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達契爾•克特納提出，幾乎沒有資源或根基極不穩定的人“需要依賴他人”。
因此，窮人特別在意他人及其需要。
另外，富人可以花錢找人幫忙。比如，花錢把孩子送到日託中心，甚至請一個“住家保姆”。克特納認為，富人可以不那麼在意他人的需要，因此也會較少關注他人和他們的痛苦。
克特納透過研究“5 分鐘交友”活動，揭示了富人的輕蔑態度。越是富有的人（起碼在美國大學生當中如此），表現出來的參與訊號越少（比如目光接觸、點頭和大笑等），不感興趣的訊號越多（比如看錶、信手塗鴉或者坐立不安）。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看起來冷漠，而較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參與度則高些，友好且活躍。
荷蘭的一項研究發現，兩個陌生人互相傾訴彼此的煩惱，比如摯愛的人去世、離婚、與戀人分手或遭遇背叛、童年時被人欺負等。而下一次，兩人當中更有權勢的一方，往往表現得更冷漠，對對方的痛苦感觸不深——同理心較少，更別提同情心了。
克特納研究團隊比較了組織內部不同職級的人理解面部表情的技巧，發現了類似的專注力差異。在任意互動中，社會地位高的人往往較少注意他人，並且更可能打斷別人談話，自己則滔滔不絕——這些都是缺乏專注力的標誌。
相反，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在同理心準確度測試中往往表現較好，比如從面部表情理解他人情緒，甚至能從眼睛周圍的肌肉運動進行判斷。在任何一項測試中，他們都比社會地位高的人，給予他人更多的關注。
因社會地位高低導致的專注力差異，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標準來衡量：甲時隔多久回覆乙的電子郵件。回覆間隔時間越長，此人相對的社會權力就越大。在組織內部，計算大家回覆郵件的時間，可以得到實際的社會地位排列表，這個表格的準確程度相當驚人。上司幾個小時或幾天不答覆郵件，而職位較低的人在幾分鐘之內就回復了。